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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概念界定之法教义学路径

李凌旭 童伟华

 

人本网艺术鉴赏

内容提要:学者们对邪教概念之界定并未立基于法教义学,这不利于邪教治理法治化。法教义学是以概念的事实语义为基础,对规范性法概念进行法价值“润色”。在法教义学视域下邪教是指违法且具有法益侵犯性的宗教。利用法教义学对邪教概念进行界定不会导致邪教概念的非理性扩张或缩小,其可实现对“线上”以及“线下”等不具有传统邪教特征的新型邪教进行合理界定,通过法教义学概念对邪教进行科学界定,从而有利于运用法律手段对邪教进行规制。

关键词:邪教概念;法教义学;路径

依法取缔邪教组织、打击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前提是要对邪教的概念进行合理界定,这是邪教治理法治化理应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然而,从现有的邪教概念来看,学者们对其界定并未立基于法教义学,从而不利于将邪教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故需立基于法教义学对其进行研究。

一、现有邪教概念之述评

毋庸置疑,法教义学主要解决的是法律适用问题,而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现有的邪教概念不利于法律适用,故而影响了邪教治理的法治化。具体而言,现有传统的邪教概念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邪教乃宗教说。如何秉松、廖斌认为邪教是新兴宗教。毋庸置疑,有些邪教属于新兴宗教,可是,邪教并不必然是新兴宗教。一方面,有些邪教是由古代的邪教演变而来,故不亦认为邪教均为新兴宗教。另一方面,新兴宗教也未必均为邪教。申言之,从法教义学视角看,有些新兴宗教并无“邪”的成分,故不能认为新兴宗教均为邪教。如果认为新兴宗教均为邪教,就会造成打击面非理性扩大。因此,将邪教解释为新兴宗教并不妥当。

二是犯罪集团说。如夏春涛认为邪教组织是指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性质的犯罪集团。该观点主要是通过对“FLG”等邪教特征的概述,从而认定邪教乃犯罪集团。从法教义学的角度看,这并不妥当。何为犯罪集团?如果认为邪教乃犯罪集团,那么就可以推导出每一个邪教成员均实施了犯罪行为。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将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或者利用邪教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仅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若认为邪教成员均为犯罪集团成员,那其实施的行为便均为犯罪行为。可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将某些邪教成员的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故该观点不妥。

三是非法组织说。如,201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司法解释”)中规定:“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该观点是源自于“两高”在1999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9年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刑法第300条中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这一司法解释是以出现过的“FLG”、“全能神”等邪教组织的特征为基,将其中的有关特征提取、归纳、概括出来,并以此对邪教概念进行界定。比如“FLG”就是以修炼气功为名建立起来的组织,可见,其是根据以往的邪教组织的特征,从而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邪教的概念。而《2017年司法解释》由于是源自《1999年司法解释》,故其亦有局限性。即使其较《1999年司法解释》有所改变,但是上述概念立足于经验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2017年司法解释》之所以加入了其他要素,究其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如,在司法实践中,有些首要分子已经潜逃国外,其他的邪教成员便通过鼓吹的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故《2017年司法解释》又将“鼓吹”这一因素加上作为邪教的特征。可是,从法教义学的角度看,上述司法解释均不妥当。对于法律概念的界定应具前瞻性、根本性。若有些新型邪教组织并不具有上述特征,那么应如何据此将该组织认定为邪教?因此,站在法教义学的视角看,其仅是立基于总结过去的邪教特征,而忽视了对“邪教”这个概念本身的界定,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甚至突破核心语义的情况,这不利于将邪教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有鉴于此,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邪教概念进行阐释,是邪教治理法治化的前提条件。可现有的邪教概念并未立基于此,这就导致对邪教的界定范围非理性的过宽或者过窄,从而使得对邪教的取缔以及对邪教活动的打击有游离在法治轨道外的隐忧,故对其应沿着法教义学路径对其进行界定。

法教义学是指“运用法律自身的原理,遵循逻辑与体系的要求,以原则、规则、概念等要素制定、编纂与发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运用和阐释法律的做法”。其蕴含以下基本原理:其一,zun重实定法。法教义学是围绕现行法之理解与适用而展开的学术探讨。正因为法教义学立基于现行法,因此,尊重实定法是其基本立场。其二,法教义学运用的基本方式是以本体论为基对法条进行价值判断。法教义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释法方法,故对法概念进行解释是法教义的基本功能,而法概念可分为描述性法概念和规范性法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描述性法概念,并不需要运用法教义学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然而,对于有些法律概念而言,其属规范性法概念,据此,就应通过法教义学方式对其进行界定。如,对“邪教”这个概念而言,何为邪教?根据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并不能将其界定,这就意味着要明确教义学应用之基本方式。其三,法教义学的解释结论要能被体系解释所验证。就单个规范性法概念而言,在坚持实定法的原则下,通过确定事实概念并辅之以价值评价的方式,可以实现对概念的法教义学解释,但是该解释是否正确?还需要通过体系解释的方式对其进行验证。在对成文的制定法规范进行教义学研究时,不能只专注于其自身的内在含义,而应侧重于运用体系性思维,厘清其与法律体系中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整体法秩序、法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期作出逻辑自洽、功能自足的解释。申言之,解释是否合理,不仅要考量法条本身,还应运用体系解释对其进行验证。

由此可见,运用教义学对规范性法概念进行界定要坚持实定法立场且以事实语义为基赋予其法价值内涵,最后通过体系解释对该结论进行检验,这样就可以得出正确的解释结论。对于“邪教”这一概念,亦可按照法教义学进路进行解释。

二、“邪教”概念之法教义学界定

基于法教义学原理,一是要尊重“邪教”这一法律概念本身的实定法规定。对于“邪教”这个概念而言,其是由“邪”和“教”两个概念构成,故法教义学认为对其解释亦只能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从而对其进行解释。若仅根据以往出现的邪教特征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概括从而得出邪教的定义,这种方式与法教义学尊重实定法的基本立场相悖,因此,考虑到法律本身具有的规范功能和示范功能且为了充分发挥上述功能,防止对邪教非理性的过宽或者过窄的打击,应分别从“邪”和“教”这两个语素对其进行界定,至此才能将法律的价值功能体现出来。二是要以本体论(事实语义)为基底用法价值对其进行“润色”进而获得法教义学视域下的邪教概念。既然邪教是由“邪”和“教”两个语素构成,这就需要分别对其进行解释,从而综合起来判定“邪教”之概念。

(一)“邪教”中的“教”之教义学界定

关于“教”应明确的是其属描述性法概念还是属规范性法概念?如果其属描述性法概念,那么根据该用语的通常含义即可确定其法律概念,反之,则需要以事实语义为基对其进行法价值“润色”,可是无论其属描述性法概念还是属规范性法概念,在本体论层面均要对事实语义进行判断。就事实语义层面而言,“教”字有两种意思。有学者认为,“教”字,除表达“教化”、“教育”等基本含义之外,本身就有“宗教”的内涵,如教主、佛教、基督教等。可见,此处的“教”应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宗教,另一种是说教(与教育、教化类似)。可是,如果将“教”字的事实部分语义解释为说教,这并不妥当。理由在于概念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功能,但若此处将“教”解释为“说教”,那么其和其他的说教组织之间就难以区别。如,很多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也存在着首要分子对成员进行说教、洗脑等情形,也可以认为这是“教”,故将此处的“教”解释为“说教”,并不能实现概念的区分功能。只能将其解释为宗教。然而若将其解释为宗教,那么此处的“教”是一个规范性法概念还是一个描述性法概念?如果认为“教”是规范性法概念,就需要以“宗教”为基,并对其进行法价值“润色”,反之,只需要将其解释为“宗教”,即可实现对其的法解释目标。我们认为其应属描述性法概念。具体理由如下:何为价值?简言之,价值就是事物给予我们主观上好坏、善恶的感受。其实,此处的“教”字,给予我们的主观感受是中性的,申言之,“教”是中性词,不存在褒义、贬义之分。“教”有好坏之分,也有善恶之别,因此,不能一律认为“教”都是好的“教”,或者一律认为“教”都是坏的“教”。因此,既然此处的“教”不涉及到价值评价,就应认为其法律概念和事实语义(通常语义)一致,这里就是指宗教。从实然层面看,也可得出该结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控制手段”。从这个角度看,邪教教主或头目对邪教徒也有精神控制。如,有学者就认为精神控制是邪教的本质特征。邪教教主或头目通过精神控制的方式,实现了对邪教成员的统治,故从事实判断的角度看,邪教和宗教一样,对教徒都有精神控制,据此可认为邪教乃宗教。

(二)邪教中“邪”之教义学界定

何为邪教概念中的“邪”?毋庸置疑,“邪”与“正”相对,可见,对“邪”字的解释已涉及到价值评价,其乃规范性法概念,那么如何认定邪教中的“邪”?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

一方面,“邪”字的事实层面,何为“邪”?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邪有四种意思:(一)(形容词)不正当;不正派,如,歪风邪气,天真无邪,邪说;(二)(名词)迷信,指妖魔鬼怪或妖魔鬼怪给予的灾祸,如,驱邪,中邪,避邪;(三)(名词)中医指一切致病的因素,如风邪,寒邪,扶正祛邪。(四)(形容词)不正常的,如,这事真邪,有邪劲了。首先,就“邪”字本身而言,由于在该语素中,其应属形容词,故《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的第二、三种解释并不妥当。其次,不正常在此也并不妥当。“正常”是指符合一般规律或情况:如,精神正常,生活正常。不正常的宗教,并不能指代邪教,其实,从事实层面看,“邪教”也符合宗教的一般规律,如,有学者认为,从事实层面看,宗教的四个特征,邪教都具备,因此,不能认为此处的“邪”乃不正常。据此可知,此处的“邪”只能指的是不正当、不正派,故依社会通念来看,此处的“邪”是指被整个社会所不容许的不正当、不正派较为妥当。

另一方面,既然认为“邪”乃规范性法概念,那么就应以事实语义为基在法价值层面对其进行续造。换言之,根据法教义学之基本原理,在明确了事实含义之后,对于规范性法概念要在法价值层面对其续造。一是不正当、不正派仅是事实评价,那么如何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法价值“润色”?首先,“邪”应具有违法性。就法律价值判断而言,对于一个概念的定性,只能有两种,一种是合法,一种是违法。那么立基于其不正派、不正当的评价,应该认为就法律价值判断而言具有违法性是“邪”应有之义。换言之,在法教义学视域下,邪教组织一定是违法组织,这是根据其不正当、不正派的事实评价所推导出来的法律价值判断。其次,其应具有法益侵犯性(此处的法益侵犯性不仅指实害,还指的是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违法并不一定侵犯法益。如,正当防卫行为,具有形式违法性,但并不具有法益侵犯性。同样,新兴宗教由于其未经依法登记,因此,其具有违法性,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凡是新兴宗教均侵犯了国家、社会以及国民的利益,具有法益侵犯性,故从实质层面看,具有法益侵犯性,应是“邪”的另一个应有之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邪教组织在暗自发展壮大后,已经产生了侵犯法益的实害,换言之,其已经将法益侵犯的危险性变成了实害,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就该特征而言,该组织当然应被认定为邪教。因此,根据法教义学理论,以“邪”之事实语义为基,加上对其的法价值“润色”,此处的“邪”应指的是违法且具有法益侵犯性。综上,在法教义学视域下,邪教是指违法且具有法益侵犯性的宗教。

三、邪教法教义学概念之实践应用

通过法教义学对邪教进行界定可知,邪教是指违法且具有法益侵犯性的宗教。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邪教亦发展出了新的形态,再加上传统的基于经验主义而得到的邪教特征具有滞后性,故利用传统的邪教概念已经无法对很多新出现的邪教进行界定,这并不利于实现邪教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对于邪教的界定成问题的场合,主要就是新建立的邪教,具体而言,其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线下的方式建立的邪教,可称其为“线下邪教”,这是很多新邪教的产生方式;另一种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建立的“线上邪教”,其也被称为“网络邪教”,随着网络的发达,“网络邪教”也不断出现且屡禁不止。对于上述两种邪教而言,很多运用传统的邪教概念均无法对其进行界定,故需运用邪教法教义学概念对其进行适用。

(一)邪教法教义学概念对“线下邪教”之实践应用

有一些邪教组织头目,其对传统的邪教概念也较为了解,为了躲避打击,其成立一些新兴邪教,在该场合下,利用传统的邪教概念便无法认定其为邪教,从而无法对其依法打击。如,2017年,在陈某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中,法院认为陈某建立的“中天法正”乃邪教,其理由是该组织具有神化教首、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和恐吓诱骗、宣扬歪理邪说等特征,故认定其为邪教。该论证其实并不妥适。毋庸置疑,很多宗教也具有神化教首、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和恐吓诱骗的成分,故利用该特征界定邪教并不妥当。至于歪理邪说,毋庸置疑,佛教在传入我国之初,其教义也曾被认定为是歪理邪说,故根据该传统的邪教概念进而认定“中天法正”为邪教便显得较为牵强。相反,若认为邪教是指违法且具有法益侵犯性的宗教,便可十分清晰的认定其为邪教。通过考察可发现,2010年,被告人陈某伙同被告人张某建立“中天正法”组织。陈某自称是“三教圣母”,是“佛母”、“女娲娘娘”、“圣母玛利亚”不同时期转世,张某自称是“仙父”。陈某和张某对外大肆宣称“国家支持新型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众和无宗教信仰人员都要“皈依”或转信“圣母”才能得救。陈某和张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接受弟子拜见,拉拢信徒,对骨干弟子进行分封,发展组织成员900余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并使用诅咒、恐吓方式阻止成员退出。关于该组织,可以运用法教义学下的邪教概念对之进行认定。具体如下:一方面,其并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也未依法登记,因此,其具有违法性。另一方面,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国家承认的宗教均未通过诅咒、恐吓的方式阻止成员退出进而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该组织使用诅咒、恐吓方式阻止成员退出,故该组织已经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故可认为其具有法益侵犯性。因此,该组织乃邪教。可见,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实现对线下建立的不具有传统邪教特征的邪教进行法教义学界定。

(二)邪教法教义学概念对“网络邪教”之实践应用

毋庸置疑,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模式。很多新型邪教组织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借助网络暗自发展壮大,其和传统的邪教并不相同,很多根据过去经验而总结出来的邪教特征在其身上并未体现。如,有一个叫“蓝鲸”的组织,其通过网络和未成年人建立起了“主仆”关系,然后让未成年人完成50个游戏任务,如,让未成年人在胳膊上用刀刻画鲸鱼图案等。该组织通过逐步强化其自杀意愿的方式,让他们执行第50个任务(自杀)。这是一种典型的“温水煮青蛙”现象,其通过这种方式让参与游戏的未成年人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深渊。其为何能得逞?究其原因,在于其抓住了未成年人尚未成熟的心理特征和人格弱点,通过心理暗示不断强化其对组织内游戏规则的渴求、依赖,荡涤其原有价值信条,使其思维不可自控地全盘接受组织的价值观,最终导致思想、心理被操控,认知、情感、行为扭曲和人格畸变。由此可见,这种组织的危害性极大,若不认定其为邪教,很显然难以对其进行取缔。或许有观点认为,为了强化对其的打击,可以直接认定其为犯罪集团。可是,若认定其为犯罪集团,很多受到蛊惑的“蓝鲸”组织成员其本身也是受害者,若将其认定为犯罪集团的犯罪分子,从而以共同犯罪对其适用刑罚,这将会造成刑法的打击圈非理性扩张,故认定其为邪教且根据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取缔,对组织头目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进行打击方为妥适之途。可是,根据现有的邪教概念,根本无法认定其属邪教。如,《2017年司法解释》中认为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可是,“蓝鲸”并没有利用宗教名义建立,也没有利用气功名义建立,甚至没有利用其它名义建立,因此,其并不符合该特征。另外,其未神化、鼓吹首要分子,“蓝鲸”组织通过网络操纵被害人,并没有神化或鼓吹哪个具体的首要分子,在未成年人参与“蓝鲸”组织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很难认定其是听从了哪个首要分子,其仅是对“游戏规则”的盲目依赖,从而自杀身亡,可见,“蓝鲸”也不符合《2017年司法解释》中邪教的这一特征。最后,“蓝鲸”也没有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这一手段,故其也不符合《2017年司法解释》中邪教的定义。可见,未立基于法教义学的方式得出的邪教概念并未能理性的界定邪教,更遑论要将诸如“蓝鲸”这类的邪教纳入法治化的治理轨道了。而利用法教义学所得出的邪教概念便会认为“蓝鲸”乃邪教。具体论证路径如下:首先,其在我国境内并未经我国有关部门所批准成立,故其具有违法性。关于此点,较易判断。其次,其教唆未成年人早于自然日期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该组织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故其具有法益侵犯性。最后,其让游戏参与者对游戏规则产生盲目信仰,从而对游戏规则产生了依赖。换言之,参与该游戏的未成年人的精神被幕后操纵者通过游戏规则的形式控制了,故就事实层面而言,其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界定,故可以认为其属宗教。因此,站在法教义学的角度看,“蓝鲸”符合邪教的特征,其乃邪教。可见,通过法教义学的界定,抓住了邪教的法律特征,从而有利于对邪教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治化治理。

结论

通过法律对邪教进行规制是最为有力的规制方式,但是前提是要在法教义学层面明确邪教定义,从而有利于正确的规制邪教,可现阶段的邪教定义并未从法教义学层面对其进行规制,从而导致对邪教的法律治理有偏离法治轨道之隐忧,故应从法教义学角度界定邪教,认为邪教是指违法且具有法益侵犯性的宗教。通过对其界定可明确邪教和邪教组织不是同一概念并且通过教义学得出的邪教概念更有利于对邪教的认定和规制,从而有利于将邪教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教义学视角下,需要用到“法益”概念对邪教进行界定,可是此处的“法益”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由于宗教信仰会涉及到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此处的“法益”是否仅包括物质性法益,能否包括精神性法益?其具体应有哪些种类?换言之,都有哪些法益可能会被邪教所侵犯,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而通过分门别类的方式对此处的“法益”进行归纳,最终减少甚至避免邪教活动所造成的法益侵犯。

 

发布时间:2021/11/30 13:50:00,来源:薄荷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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