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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反邪教協會擴展教轉職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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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挽救邪教受害人員已成世界共識。我國近20年的反邪教實踐亦證明,教育轉化是治理邪教之本;而依靠民間組織挽救邪教人員,外國已有了成功的經驗;我國民間組織反邪教協會具備教育轉化的能力,爲此,筆者建議反邪教協會擴展教轉職能。

一、教育轉化是國內外反邪教的經驗做法

教育轉化就是通過交流的方式,讓邪教人員看清邪教的本質和欺騙,最初采用教育轉化的方式是美國。1971年,美國政府雇員帕特裏克(Patrick),爲挽救被“上帝之子”邪教組織引誘的兒子和侄子,發明了“程序解除”的方法並最終離開了他的工作來全職做“程序解除”。帕特裏克在用這個方法配合反邪教組織解救自己的孩子以後,把這種方法推廣以救助其他家庭。帕特裏克先生在1976年還寫過一本書《解救孩子離開》(《LetOurChildrenGo》)來談自己的救助經驗和“程序解除”方法。與此同時,帕特裏克和其他加入邪教孩子的親屬創建了第一個反邪教育轉化團體從“上帝之子”解救我們的孩子家長委員會(簡稱FREECOG)。

我國政府在建國初期對待會道門組織的道衆也采取了教育的方式勸其退教,收到了較好的效果,1953年出現了百萬道衆退道的現象。而我國真正意義上開始教育轉化的時間是1999年。我國政府在依法取締“法輪功”組織後,于1999年10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中,明確了“堅持教育與懲罰相結合。團結、教育、挽救絕大多數被蒙騙的群衆,依法嚴懲極少數犯罪分子”的政策。我國各地通過教育轉化了98%的“法輪功”邪教人員和絕大多數的其他邪教組織人員,如“全能神”“三班仆人派”“門徒會”等。

中外的幫教實踐證明,教育轉化是挽救邪教人員比較有利的措施,特別是我國近20年的教育轉化實踐經驗,更證實了我國政府團結教育挽救政策的英明和正確,絕大多數的受害群衆通過被教育回歸社會過上正常人的生活,說明教育轉化是行之有效的治理邪教策略。

二、依法救人是反邪教新形勢的迫切要求

目前我國邪教的種類共有22種,被邪教組織裹挾的群衆無數,這些被邪教裹挾的群衆大多數是被蒙蔽的受騙者,教育轉化對于挽救受害群衆來說仍然是最有力的措施。但是,隨著人們的法制觀念增強,以及我國依法治國的理念的提出,以前帶有強制性質的封閉辦班教育轉化邪教人員的方法,不太合乎法治要求,甚至一些不法分子乃至外國反華勢力借助我國的封閉教育轉化班的不夠完善之處,攻擊我國政府,指責我國政府侵犯人權等,爲此,在此形勢下,再辦封閉班,會面臨很多阻力甚至風險。如部分邪教人員包括其家屬不配合,甚至部分邪教人員采取所謂的法律手段誣告濫訴。使得原本是爲了幫助邪教人員過上正常生活的好意,變成了“作惡”。

其實,在國外他們在幫助教育邪教人員的過程中,同樣遇到了,不被幫教對象理解甚至被抵觸、對抗的遭遇。如20世紀80年代,原來支持程序解除的反邪教人士和組織,開始公開反對和批評程序解除。美國著名的反邪教鬥士、做過程序解除員的史提芬.哈桑(StevenHassan),也開始公開反對程序解除,並聲稱自己1980年以來沒有再使用過程序解除。1981年基督教的反邪教組織宣布放棄“程序解除”方法,轉而采取“脫離咨詢”(也有翻譯爲“退出勸告”),強調勸助對象的自願和方式的合法化。

三、國外民間組織挽救邪教人員行之有效

教育轉化開始于西方的美國,而把挽救邪教人員的任務主要依托民間的做法也是西方國家,比如1972年“上帝之子”教主Moon從美國到歐洲傳教,美國的許多程序解除員也尾隨到歐洲解救從美國去的教會成員,其中一些人也就留在那裏同歐洲同事一道制止這個邪教的活動,並且伴隨其他新興宗教在世界範圍的發展壯大,一個更廣闊範圍的教育挽救工作也在北美洲、西歐和其他國家等地區發展起來。

而在帶有強制教育的“程序解除”受到批評以後,開始了以勸助對象的自願和方式的合法化方式。如“戰略互動的方法”(也有翻譯爲“系統互動策略”)。該方法由著名的反邪教鬥士和邪教問題專家史提芬.哈桑首先提出並在實踐中運用。“戰略互動的方法”是專家對尋求幫助的邪教受害者家人提供幕後指導,幫助邪教人員家庭形成一個自願的工作小組,讓邪教信徒家人在平常生活中,利用各種資源和機會對邪教成員進行長期、系統地教育轉化,從而使邪教成員逐漸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回歸社會。

美國從“程序解決”到“戰略互動的方法”的教育轉化方式,都是民間個人和家庭在進行和開展的。而他們的政府或者說官方,只是起到支持和輿論導向的作用。這也是爲什麽西方國家特別是反華勢力借助我國政府帶有強制性質教育轉化,而指責或者說汙蔑我國政府的依據或者說是參照物。

其實,我國政府在特殊情況下,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是合理合法的,對受害的“法輪功”人員采取了集中教育的方法,也是科學有效的。實踐證明,特殊時期的特殊辦法有利于廣大群衆,也是極大化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能夠爭取到邪教人員特別是其親人的同意甚至協助的前提下,開展教育轉化效果會更好。爲此,我國絕大多數群衆都能自覺抵禦和防範邪教的今天,我國開始在征得邪教人員本人至少是其家人、親人同意幫教的前提下,開展“開放式”的幫教。開放式幫教就是非封閉的幫教方式,在幫教對象同意見面至少是其家人、親人同意見面的前提下,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安排幫教的地點、時間、方式,如利用晚上或周末他們工作業余時間幫教;在家中、社區、賓館等臨時點幫教那些需要保護隱私或者身體老弱的邪教人員;安排反邪教專家和社會志願者通過視頻遠程幫教那些因外出工作或異地生活的人員等。這種是非限制性的、非封閉式的幫教方式。

四、反邪教協會可拓展教育轉化的職能

現在我國采取的“開放式幫教”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幫教專家的力量。而目前我國機構改革,部分專家轉行,原來從事專業的反邪教力量有所縮減,新從事反邪教的專職幹部不太熟悉業務,幫教力度有所下降。並且挽救邪教人員的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沈澱至今邪教人員,不僅僅是邪教思想的癡迷問題,還産生了自閉、狂躁、焦慮等心理問題,就需要擴大幫教專家的隊伍和領域,需要聚集社會的專家學者,聚集社會的力量,共同完成被邪教裹挾的群衆。

而反邪教協會聚集了大量的反邪教專家和社會志願者,這些專家學者分布在大中小學、企業以及機關黨政部門,其中有部分專家學者屬于已退休人員或者社會自由人。如果能把這部分民間力量利用起來,用到挽救邪教人員的方面,不僅可以挽救邪教人員,瓦解邪教勢力,更重要的是,反邪教協會聯合社會或民間各種力量,避免了邪教人員對政府的對抗,能提高教育轉化的效率,也可減少或者說消除外國反華勢力借助邪教問題指責和汙蔑我國政府的機會。

 

發布時間:2020/5/29 12:34:00,來源:中国反邪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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