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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口—天津的發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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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時汪來在《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碑》中說:“天津無沃田,人皆以賈趨利”。天津水多、沽多、港多、窪多的特殊地理條件,加之海河是南北漕運的大通道,直沽是漕糧的聚散地和轉運樞紐,所以從商就成爲天津人的特點,天津城市從開始形成,就帶有商業性質。

天津的土著居民很少,用《天津衛志》的話說,幾乎“凋零殆盡”。所謂“五方雜處,五行八作,率多流寓,商賈湊集”的人文環境,既構成了天津開放的移民城市的特點,又構成了天津開放的多元文化的特征,也構成了天津開放的商業文化的特質。

元代,在大直沽和三岔河口分別建了東西天後宮,所以大直沽和三岔河口,既是政治、商貿中心,又是宗教、文化中心。元代張翥在《代祀天妃廟次直沽作》中寫道:“曉日三岔口,連樯集萬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靜波濤。入廟靈風肅,焚香瑞氣高。使臣三奠畢,喜色滿宮袍。”這首詩,顯然也是把漕運的“萬艘”,媽祖的“靈風”和商貿的“瑞氣”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明代以後,罷了海漕,改用河漕;特別是明初天津衛城在三岔河口西南建立,天津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轉向了天津城廂,所以大直沽衰落,城廂和三岔河口一帶成爲天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老城廂除了具有文人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特征外,還有深厚的官文化根基。這裏有天津三衛等50多個明清時期的衙門,上谕、下奏及公文、告示等官文化,便成爲天津“四方城”的特殊文化現象。商業活動也打上了這種文化的烙印。比如集市貿易,開始是自然狀態的,宣德至成化年間(1426-1487),把城內的集市規範化了,成爲正規的5處:鼓樓的寶泉集、東門內的仁厚集、南門內的貨泉集、西門內的富有集、北門內的大道集。這些集市經營的商品,一般是衙門所需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品種單調,限制較多,很難發展。所以弘治六年(1493)又在城外增設了5集1市:東門外的通濟集、東門外的宮前集、北門外的豐樂集、北門外西的恒足集、張官屯的永豐集和西門外的安西市。可見,真正商業的繁華區在北門外估衣街和東門外的宮南、宮北街。

估衣街的商貿繁華,得益于地理位置和環境的優勢。估衣街在南運河之北,東口位于三岔河口旁的大胡同,沿南運河向西伸展,一直到馬頭渡(北大關)。江南來的河漕,必須要經過這裏的南運河,然後經三岔河口轉北運河運達京師。過往客商和行人,多在這裏停留歇息,或者買賣交易,逐漸形成了俗稱的馬頭東街。南運河兩岸的纖頭、船工、搬運工,爲了防寒避冷,也到馬頭東街一帶買一些舊衣服穿,這裏成爲舊衣服的交易街衢,出現了許多買賣舊衣服的店鋪、攤點,買賣雙方議價出售;還有窮苦人典當的衣物無力贖回的“死當”,由當鋪處理給這裏的估衣店鋪出賣;外地客商也到這裏批購估衣,運回銷售。明末清初,這裏估衣店鋪多達30多家。清道光四年(1824)崔旭寫成的《津門百詠》描繪道:“衣裳顛倒半非新,挈領提襟唱賣頻。夏葛冬裘隨意買,不知初制是何人?”因此這裏慢慢被人們稱爲估衣街。到清同治、光緒年間,“估衣街”的名字,便在書籍上正式出現了。《天津事迹紀實聞見錄》載:“江西會館,在北門外估衣街萬壽宮內。”

估衣街的繁華還得益于交通環境的優勢。除了東西貫通的水運以外,這裏還是南北的陸路通道。早年是南運河上一個重要渡口,是南北過往行人的咽喉之路,明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以“靖難之役”,率兵從北馬頭渡一帶渡河,攻下南京,奪取皇位。永樂二年(1404)在南運河南側設衛築城,賜名天津,意爲“天子經由之渡口”。北馬頭渡正好在城北門外不遠處。這裏曾建有“龍飛踱跸坊”牌樓,以示紀念。在衛城四門中,北門城樓原稱“拱北樓”(清康熙時改爲“北拱神京”)。雄偉的北城樓是舊時直沽八景之一,有詩雲:“百尺高樓拱帝庭,北山秋望入空冥。”城北門和北馬頭渡成爲北達京都、南通江淮的交通要道。所以舊時被稱爲坦直的“皇路”,所謂“京華大道之直直如發”。

清康熙四年(1665)七月十日,天津鈔關從河西務移駐天津,人稱大關,劃歸天津道兼理。關署在北馬頭渡河北路西、甘露寺旁。據光緒《津門雜記》記載:鈔關征收水陸出入貨物稅銀。每年秋令來往商販雲集,出入貨物更多,俗謂之“秋頭子”。

康熙五十五年(1716),由于來往人多,在北馬頭渡由天津道朱綱、鹽法道宋師曾捐造了浮橋,稱北浮橋,因鈔關在此,又稱鈔關浮橋、北大關浮橋。

浮橋是用木船連綴而成,有船經過則開橋,船過以後則閉橋;引橋及搭板也是木結構,能適應每日潮差的變化。

浮橋爲清代“天津八景”之一,稱作“浮梁馳渡”:“萬國輪蹄盡此經,方舟鐵鎖壯金城。澤梁無禁行人歇,閑聽關門鼓角聲。”浮橋修建後,北大關一帶商貿活動更加繁盛。清人作詩說:“鈔關橋上人如鹜,商船打鼓馬頭住。”

除了北大關浮橋外,南運河至三岔河口,還有院門口、窯窪浮橋。也就是說,當時天津的6座浮橋中,北大關至三岔河口就占3座,可見南運河交通便利和繁華的情景。

隨著城市的發展,浮橋又不適應交通需要了。從清光緒十三年(1887)至上世紀30年代,又將浮橋先後新建、遷建和重修爲6座鐵橋,大多爲開啓橋。天津成爲大都市中開啓鐵橋最多的城市。其中4座鐵橋在北大關到三岔河的南運河一帶。這就是金華橋和金鍾橋、老鐵橋、金鋼橋。特別是金華橋,是天津第一座開啓式鐵橋。

1887年,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爲了便于到行署的來往,擬把大胡同南端原鹽院門口的浮橋改爲鐵橋。因鐵橋不能開啓,影響行船,鹽道反對,便移建到子牙河上。該鐵橋是天津第一座鐵橋。1918年三岔河口裁彎取直,金鍾河廢棄,此後金鍾橋遷建于三條石東首刷紙廟南運河上,仍稱金鍾橋。

漕運之興,交通之便,北大關至大胡同、估衣街一帶商業繁茂長達幾百年之久,是早期享譽中國北方的著名商業街。

估衣街商貿繁榮,最主要的在于人氣文氣的旺盛。明初,除朱棣從這裏渡河外,清初,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初一日,康熙巡視天津,“駐營銷直口,禦駕親入西門,出北門……命漁船打魚”,康熙皇帝也到過北大關。

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二十八日、五十九年(1794)三月十三日,乾隆曾先後兩次自圓明園來津,策馬進北門,出東門,駐跸柳墅行宮,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自山東回京,四月七日住在天津,留下“浮橋策馬過河濱”的詩句。由明至清,至少有三位皇帝四五次經過北大關,這裏的人氣之旺,實屬鮮見。

由于這裏是人文荟萃之地,所以一些衙門、會館、文人宅第也建在這裏,如鈔關之東有督糧廳,督催南運糧船;清初,估衣街沿河一帶,出現了許多雜糧店鋪,“商賈販糧百萬,資運京、通,商民均便”;這裏建了潮幫公所(針市街)、山西會館(鍋店街)、閩粵會館(針市街)、山東濟甯會館(崇福庵)、江西(豫章)會館(街南萬壽宮胡同)、當行公所(北門外以東)等;北門外還有館驿樓,上懸“津門重鎮”、“畿南要津”匾額。另據傳說,小說《施公案》中主人翁施世綸,康熙十五年駐在天津,其行轅就在估衣街歸賈胡同北口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開放了海禁,“閩粵潮幫”的商船,放舟北上,到這裏停泊,出現了“萬商輻辏之盛,亘古未有”的景狀,康熙有詩雲:“賈船商舶運樯至,貢赆時看集萬方”。

估衣街一帶的商業活動,是與文化活動交織在一起的。文化中有商業經營性,商業中有文化內涵性。比如十九世紀初期,茶園的出現,就適應了這種商貿活動。早期的戲劇舞台,是不收費的;到了茶園,就成了營業性的戲曲演出場所。但它不收看戲錢,只收茶資,爲了便于商賈在這裏談生意,觀者圍桌而坐,隨聚隨散,一邊喝茶,一邊看戲,一邊談買賣。茶園實際是文化與商業的結合體,光緒十年(1884)《津門雜記》記載的4大名園,其中“協盛”、“襲勝”兩大茶園在估衣街和北大關。戲班輪演京二黃,梆子腔,色藝俱佳,铙歌妙舞,響遏行雲,動人觀聽,每日賓朋滿座。還有茶樓、酒肆、書場,形成了“無事也喧嘩”的商貿文化街。

到了清代中葉,估衣街已發展成爲一條綜合性的商業街了。不僅有林林總總的國貨店,也有金粉怪異的洋貨局。正如樊彬小令所言:“津門好,水陸好生涯。桂蠹文犀洋貨局,天吳古風估衣街,金粉認招牌。”同治四年(1865)著名學者李慈銘攜友來津,將估衣街比做蘇州繁華的阊門,紹興熱鬧的江橋。

早期的天津商業繁華地,除了估衣街之外,還有宮南、宮北街。這裏商業繁榮,除了它的地位優勢之外,主要是有媽祖文化的生態環境。

“先有天後宮,後有天津衛”。這裏的天後宮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而福建莆田天後宮建于宋代,台灣最早的天後宮建于明代,從建立時間說,天津天後宮列第二位;從建築規模說,天津天後宮比台灣的大,雖然不及莆田的,但莆田天後宮卻在配殿。天津的兩廟不僅在中國內地,而且在海外也有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天後宮門口有祭會的廣場,便于花會舉行。

明永樂二年(1404),天津設衛築城,開創了天津城市發展的新紀元,媽祖文化也不斷升溫,帶來了天津人口的第一次爆發性增長,提供了極爲有利的商機。特別是到了每年舊曆三月的皇會期間,除了“善男信女,絡繹而來”,還有“香船之赴廟燒香者,不遠數百裏而來。由禦河起,沿北河海河,帆樯林立……幾乎無隙可尋”,形成了中國式的“狂歡節”。使得沿街商號生意興隆,尤其是飲食、旅店以及與燒香有關的各行業,莫不“利市三倍”。

鴉片戰爭之前,歐洲各國的舶來品就隨南船進入了天津市場,在東門外洋貨街上專營出售。有慶雲詩人崔旭的津門詠爲證:“百寶都從海舶來,玻璃大門比門排,荷蘭瑣伏西番錦,怪怪奇奇洋貨街。”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後,天津城牆被迫拆除,修成環城的4條馬路。東城牆修建的東馬路,全長1公裏,是一條北連中山路、南接和平路的通衢。光緒三十二年(1906),環城有軌電車開通,交通十分便利,東馬路兩側商鋪漸多,至上世紀20年代,店鋪已發展到百余家,成爲又一繁華商業街。宮南、宮北街與東馬路是近鄰,有些著名商號,是兩街共享。如天津早期官辦錢莊———官銀號,建在舊城東北角,既在東馬路上,又在宮北街北口。兩街互相競爭、互相促進,共同影響、共同繁榮。光緒三十三年(1907)天津商會成立不久,便在天後宮舉辦了天津第一次商業勸工會,也就是商品博覽會,開創了天津商品博覽會先河。

1900年“庚子事變”,1912年“壬子兵變”,軍閥混戰、帝國主義侵略、租界的設立等,這裏的商店經營艱難,紛紛向租界遷移,但宮南、宮北商業活動,依然火爆。

天津最大的商業區應屬和平路商業街。和平路位于天津市中心,北起南馬路,與東馬路相接;南至營口道,與建設路相連。東與海河相鄰,南北平行延伸,全長2.14公裏。光緒二十三年(1897),現錦州道以南淪爲法租界;光緒二十四年(1898),現錦州道以北淪爲日租界。20世紀初該路始建,先爲碎石路,20年代後,改爲瀝青路面。其中,日租界段稱旭街;法租界段稱梨棧街,因法國菜市大街(今錦州道口)有個錦記貨棧,以儲運泊鎮鴨梨馳名,所以稱梨棧大街,後改名杜總領事路。1943年日本占領後,南北兩段統稱興亞三區21號路;1946年國民政府收複後,以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命名羅斯福路;解放後更名和平路。

清鹹豐十年(1860)天津被迫開埠,紫竹林碼頭建立後,距離和平路較近,它對和平路商業的繁榮起了重要作用。加上“庚子事變”軍閥混戰,政局動蕩,天津的商業中心轉向了和平路一帶。專門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外國商行(洋行),紛紛向這裏遷移。比如日商在租界開設的洋行,光緒二十七年(1901)已有21家;光緒三十四年(1908)有68家;天津淪陷後,1938年日本接管中國海關稅收,日商在天津開設的洋行更是多如牛毛。1943年以前,在旭街的日本洋行就有33家之多,可見其商貿活動的繁忙。

華商等其他商家也不落後,到1930年前後,地近傳統商業區的日租界旭街,以及與它成十字相交的福島街(今多倫道),同它毗鄰的南市一帶,除了洋行外,還集中了衆多的商店、飯館、影院、戲院、書館、澡堂、旅店、舞廳、煙館、賭場乃至妓院等,成了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尤其是1928年1月,新型百貨商店中原公司(今天津百貨大樓),在旭街與福島街交口處建成開業,成爲華北地區最早建立的大型百貨商場。創辦人林紫垣、林壽田、黃文謙大有“逐鹿中原”之勢。中原公司把南市和梨棧的商業區連接貫通起來,使傳統的商業與近代商業接軌和映照,形成了當時天津最大的商業中心。

“九一八事變”後,日租界不安全感增加,天津商業又開始向法租界梨棧一帶集中,法租界也大興土木,相繼在梨棧大街三個大十字路口建起了多座高大建築群。這就是天祥市場、泰康市場、勸業場、國民大飯店、交通旅館、惠中飯店、渤海大樓、浙江興業銀行等,周圍的餐飲、娛樂、服務等行業,應運而生,梨棧大街形成新的繁華商業區。到上世紀30年代中期,法租界商店之多已居各租界之首。僅勸業、天祥、泰康三大商場內就集中了商店600多家,可謂彙納百業。

 

發布時間:2019/7/29 14:23:00,來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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