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  繁体
打印

 

中共地下黨員領導天津造幣廠工人運動

王勇則

 

天津造幣廠門樓外景

提起“袁大頭”,人們並不感到陌生。“袁大頭”即1914年開始鑄造的雕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是民國年間流通最廣的機制幣主幣。爲全國各造幣分廠雕刻機制幣祖模,是民國初期官方賦予造幣總廠(設在天津)的特殊職能,也是造幣總廠獨特的優勢。

“袁大頭”的鋼祖模,就是在天津造幣總廠原創並分發給全國各造幣分廠的。天津造幣總廠同時也是國內鑄造“袁大頭”數量最多的造幣廠。這個清末直屬戶部、度支部,民國初期直屬財政部的大型壟斷企業,曾被兩度認定爲國家級造幣總廠,曾譜寫了中國近代機制幣曆史上的華彩樂章。民國初期,造幣總廠分爲東廠、西廠,1920年後改稱天津造幣廠。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前,天津造幣廠仍具造幣功能。

統計表明,從清光緒三十年(1904)北洋銀元局開鑄“北洋造”銅元、銀元起,至1936年平津修械廠鑄造“平字”、“津字”等銅鎳幣爲止,造幣總廠各個時期的鑄幣活動超過30年。

其遺址位于天津市河北區中山路,如今尚存殘缺的沿街門樓和部分廠房。本文爲行文方便,以下統稱天津造幣廠。

應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共産黨建黨初期,中共地下黨員曾領導天津造幣廠工人運動。這段史實也是天津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迄今缺乏系統研究。本文通過搜集散見文獻史料,梳理其脈絡。

《新青年》雜志刊載文稿 爲天津造幣工人撐腰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出版《勞動節紀念號》。一篇題爲《天津造幣總廠底工人狀況》的調查報告赫然在列。作者楊赓陶生于1896年,湖南長沙人,當時是在該廠實習過的年輕技術工人。後來他畢業于法國農業研究院,成爲愛國民主人士。

《勞動節紀念號》中既有孫中山、蔡元培等名人的題字,也有9位一線工人的題字,還刊登了33幅反映工人勞動狀況的照片。而工人的題字和照片被集中刊登在《新青年》這個當時在全國很有影響的刊物上,並不尋常。這是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次有益嘗試。

《勞動節紀念號》的開篇文章是李大钊撰文的《五一運動史》,文中介紹了國際勞動節的由來及歐美工人爲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史。李大钊希望中國工人階級“認定今年‘五一’紀念日作一個覺醒的日期”。

《勞動節紀念號》另有對美、英、日勞動運動的介紹,還全文刊載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勞動法典》。《勞動節紀念號》的三分之二篇幅都是對國內勞動狀況調查的文章,包括香港工人罷工、巴黎華工以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蘇、江都、長沙、蕪湖、無錫、北京、上海、天津和皖豫鄂浙冶鐵工人勞動狀況的調查,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生存現狀。其中包括由陳獨秀撰文的一篇文章《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其實,早在1920年3月,陳獨秀就已“決計”將計劃于5月1日出版的這期《新青年》編輯成《勞動節紀念號》推出。陳獨秀做了兩項工作,一是直接寫信向友人約稿,二是設法調查産業集中地的勞動狀況。“有托朋友調查的,有登報征求又派人親自調查的”,而“在調查的時候,承許多勞動者指導和幫助”。另外,有的稿件是由工人撰文投稿的。《天津造幣總廠底工人狀況》一文就屬于後者。

造幣工人不及牛馬 對底層境遇同情有加

《天津造幣總廠底工人狀況》這篇文章,共分五部分,計3000多字,除了介紹工人狀況之外,還從曆史沿革、組織結構、造幣價目、化驗方法等諸多方面,勾勒了1920年前天津造幣廠的概貌。該文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是對工人狀況的介紹。由于楊赓陶曾在造幣總廠工作過,因此其記述較爲可信。從文中部分段落,我們即可看到,他對工人的境遇抱著甚爲同情的態度:

中國工人生活狀況不論在哪個工廠,都是很困苦的。不過各工廠情形稍有不同罷了。今請造幣總廠的工人,(把)生活狀況說說:該廠工人每日工資平均不過大洋三角五分,若每日在廠用膳—次,還要費洋五分,二次—角,湯肴還要自備(廠中只備飯無菜)。所以,每日即以食事一項而論,一人至少須費洋一角五分了。自己還有另用在外,又還有家庭要養,所以,其余的二角工資,實在難以支持一切了。故該工人等,無不口有怨言,痛感生活的困難。

又,該廠工作時間,平均計算每日十小時已經不少了,還日日有所謂加工,常使工作時間延長至十三四小時的,全不問工人體力和精神是否來得及,是否合于人道主義。所以,該廠的工人因爲加工時間過多,勞動過度,類多鸠形鹄面、顔色枯槁,已失人生本來面目,是全無人生樂趣了。

嗳!這是怎麽一回事?且該廠爲中國政府所設立,更當努力整理,做工廠的模範,如“工人補習學校”該當設立,“工人俱樂部”該當組織,而該廠不特不依此進行,反刻薄工人,輕待勞動,我實不能不爲之三歎!

其文還對天津造幣廠的造銀銅幣價目和不合理的管理機制有所涉及。作者指斥天津造幣廠管理機制上的明顯缺失,且對司空見慣的潛規則深惡痛絕,因此戲稱造幣總廠爲“造孽總廠”。可見作者敢于仗義執言。可貴的是,《新青年》的編者也未擔心因此會得罪財政部大員,予以全文刊錄,並未刪改;既讓人讀著過瘾,也便于公衆了解實情。

《新青年》1920年第七卷第六號所載《天津造幣總廠底工人狀況》第1頁

總之,這篇文章的史料價值很高。它不僅介紹了天津造幣廠在機制幣生産過程中技術先進的一面,也反映了該廠工人的真實境遇。盡管造幣廠工人與當時其他企業的工人比較起來,還不算最艱苦——還有些福利待遇,但也處于在水深火熱邊緣掙紮的窘迫之中。

作者站在時代前沿看問題,敢于爲工人說話,而且能站在人道主義角度上,爲改善工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工人職業素質鼓與呼,實爲難得。尤其是作者提出的設立“工人補習學校”和“工人俱樂部”的建議,頗具前瞻性。這篇文章對促進造幣工人覺悟,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支持,也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罷工鬥爭風起雲湧 從反抗到革命覺醒

20世紀20年代前後,天津造幣廠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遲遲上不去,也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處境越來越艱苦,而且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對此,上海《民國日報》1921年7月8日發表題爲《天津的社會》的調查報告載:“天津造幣廠工人約有三百余名,各個人渾身上下都是黑漆一般……一副將破的皮肉、一線將斷的靈魂,真不如監獄的囚犯啊!”這哪是人幹的活兒呀!

滿是辛酸的天津造幣工人與管理當局的積怨越來越深。就等著找茬兒爆發的那一天了。

其實,早在1919年7月25日,由谌志笃、馬駿、周恩來等引領時代的愛國青年組織和領導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就曾開會決定,深入天津造幣廠、津浦鐵路工廠等産業工人集中的一些大企業之中,廣泛發動工人加入“工界聯合會”。就這樣,在五四運動和革命青年的影響下,部分接受新事物、新思潮較快的天津造幣工人,逐漸提高覺悟:爲維護自身利益,也爲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爲反抗壓迫,也爲抵制剝削——要有所動作了!

于是,有些工人開始跟工頭兒對著幹、跟黑暗勢力對著幹。工人們原來的樸素思維開始日趨活躍、日趨理性,言行也開始日漸成熟。其實,從不自覺地反抗到有組織地鬥爭,天津造幣工人經曆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革命覺醒期。

1922年,以香港海員大罷工爲起點,到1923年2月,全國工人罷工鬥爭多達一百余次,史稱民國期間第一次全國罷工高潮。天津造幣廠的早期工人鬥爭就是在這時代大潮中應運而生的。

天津《華北新聞》1922年4月25日載,天津造幣廠工人爲維持起碼生活,向廠長要求預支一月薪金。經幾次懇商,才被迫借支。可見,日漸覺悟的工人們開始主動向廠長據理力爭了。

這還不算。造幣工人們還跟廠長叫板:再讓我們當牛作馬,不光跟你鬧,我們還不幹好活兒了呢!據1923年2月10日《華北新聞》載:“天津造幣廠工人按例應得到的舊曆年關之酬金,尚未發給”“以致各工人無不延頸伫候,如農夫之望歲”“工人因此于本日停工息鑄”。當然,場面熱鬧的“停工息鑄”背後,有一股進步的力量在做著支撐;工人是有組織的,這就是“停工息鑄”的畫外音。

天津《益世報》記載了幾次天津造幣廠工人罷工及索薪的情況。1924年11月17日天津《益世報》的《造幣廠竟陷于停頓》一文載:“員司欠薪已三月,亦未發放分文。又因該廠之停頓,影響西廠煉銅處,亦于日前停工。”天津《益世報》1925年1月8日《關于造幣廠之近聞司員索薪廠長易人》載:“天津造幣廠員司,因欠薪日期甚久,饑寒交迫,呼籲無門。曾在該廠工程處會議,推舉代表,赴日界吉野街王桂壽宅索薪。乃王氏以該廠已經停工,監督職務解除,竟不肯負責,置之不理。全體員司大憤,又擬開會討論辦法。”

1925年10月27日,天津造幣廠工人再次罷工,這回聯絡了一千多名工人,規模空前。造幣廠本身並沒有這麽多人,估計還聯絡了天津煉銅廠的工人。“是夜,一千多工人紛紛要求廠方分給花紅,經該廠執事人調解。工人始行散去,然後派人進行具體交涉”。

當時,天津造幣廠已外強中幹。《益世報》1926年6月7日《造幣廠新鑄銅幣上市》載:“河北大馬路造幣總廠,因營業不佳,出入未能相抵。曆任監督皆以借債覓生活。現該廠負債已達七八百萬元以上,現因廠中當有一部分職員並工人百余名,僅能購買紫銅鑄造輔幣。連日來,該廠所新鑄銅元已逐漸發行于市。又,該廠地址寬敞,除尚駐一部分軍隊外,又以一部分機廠,作爲制造迫擊炮等類兵器之用雲。”是故,即便是廠方妥協了,也只是暫時緩和了勞資雙方的矛盾。

革命鬥爭深入開展 廠內隱藏地下黨員

這個時期,天津造幣廠工人反抗壓迫的積極性越來越高,罷工鬥爭有聲有色,一浪高過一浪。爲什麽他們能這麽有組織性,講求鬥爭的策略性,且有理有利有節呢?工人之中肯定得有主心骨,有核心層,說白了就是有挑頭兒的。否則,怎麽可能把一堆亂麻擰成一股繩兒呢?

原來,天津造幣廠裏有中共地下黨員。據這個時期的地下黨員回憶,天津造幣廠裏隱藏著“大共産黨”——“當時的天津市長崔廷獻是個老官僚,兩面派,曾留學日本,各種理論他都研究,也懂一點馬列主義。我當時是以左派人物面孔出現,沒暴露共産黨員身份,經常同他談些馬列主義的理論,他也願意聽。……憲兵司令袁慶曾曾對人說,他們明知我與造幣廠的胡熙庵是‘大共産黨’,但沒辦法……”(張友漁《我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片斷回憶》)

從宋少初、張友漁等親曆者生前撰寫的回憶文章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天津造幣廠的總務科科長胡熙庵,即被稱爲“大共産黨”;當時(1928年12月)順直省委特種支部的成立大會就是在胡熙庵家中進行的,胡熙庵還被選爲該支部的支部書記。

所以說,以中共地下黨成員爲主心骨形成的革命勢力、進步組織,就是有力領導造幣工人且促使他們實現革命覺醒的中堅力量。

天津黨組織成立後不久,尤其是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後,天津造幣廠就已納入共産黨人的視線了。地下黨組織有針對性地在天津造幣廠工人中開展工作、發展積極分子。

天津《益世報》1925年6月16日、6月22日載,天津各界二百多個團體、十萬群衆舉行第二次全市反帝愛國群衆大會。“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工人共募捐有幾萬元。工人收入微薄,但支援階級兄弟則盡力相助”。其中,“天津造幣廠工人捐款一百零一元”,天津造幣工人還致函“上海階級兄弟”說:“杯水車薪,聊補萬一,兄弟之責,義不容辭”。顯然,如果沒有有效組織和鬥爭經驗的話,天津造幣工人即便有此義舉,也不大可能想到通過主動寫信來擴大社會影響。

天津造幣廠黨支部是何時成立的,開展過哪些工作?都需深入查考。不過,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在天津這樣的北方大商埠、軍閥橋頭堡、國統大城市中,除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黨員的活動一度有所公開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開展階段性的地下鬥爭。天津造幣廠的中共黨員也是如此。

白色恐怖、血雨腥風,要發動工人幹革命,談何容易?尤其是對于造幣廠來說,更難。畢竟造幣行業是國民經濟命脈的一個重要環節。清末以來,各個時期的統治者都對此把持得很嚴格,豈容志存高遠的中共黨員染指?由此,我們可以想象,當下地下鬥爭的艱巨性、複雜性、殘酷性與曲折性,在造幣廠中同樣也存在著。不可否認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中共在造幣廠等天津大企業的活動也陷入低潮。

1927年,中共北方區委遭奉系軍閥破壞後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順直省委。隨即,組織工作重新開始,且不斷加強。天津黨組織陸續恢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共順直省委爲推動工人運動向縱深開展,恢複了天津造幣廠黨支部。

不過,在這個時期,天津造幣廠的工人隊伍因國內金融貨幣形勢的變化,呈急劇下滑趨勢。當初那種一千多號工人浩浩蕩蕩地行進路上的場面難以再現了。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致函順直省委,重申:“天津是省委所在地,省委必須兼天津市委。”1929年春,中共順直省委決定,天津地區及一百裏範圍內所有黨組織均歸省委兼管,爲的是進一步改進省委及各級組織的關系。根據省委決定,天津工作以河北一帶爲中心,而天津造幣廠就地處河北中心地帶的大經路沿街。天津市內,陸續分爲河東、河北、下邊、租界等4個區委。

1929年4月14日,中共順直省委給黨中央的信《全省工作情況及省委本身工作》載:“現在,我們組織的有好幾個委員會,但參加人,我們盡量的找在業同志及天津工作人員。”其中,“農委由五人組織之,是清玉(省常委候補)、葉尚玉(尚爲教員)、何風林(造幣廠工人)、閻懷聘(河東區委委員)及‘C.Y.’一人。清玉任書記,善至任秘書。開過一次會,只討論了本身任務。”順直省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是1929年4月8日成立的,郝清玉任書記。“善至”即葉善枝(原名葉寶成)。“何風林”即何鳳林。這表明,天津造幣廠工人也已成長爲骨幹。

陳潭秋《中共直隸省委最近工作狀況(1929年6月2日)》載:“我們在天津有十六個支部(其中産業支部五個、手工業支部四個、店員支部一個、教員支部二個、學生支部一個、特別支部一個、省委支部二個)。産業支部有津浦、平奉鐵路工人支部,裕泰工人支部(應爲裕大工人支部)、振興煙廠工人支部和造幣廠工人支部(造幣廠在幾星期前已關閉)……天津的警察、士兵中也有支部。”

但是,天津造幣廠關閉僅是暫時的。天津《益世報》1929年6月25日《造幣廠昨舉行光複一周年紀念會》載:“昨日(二十四日)爲天津光複後,造幣廠一周年紀念之期。紀念大會與本次紀念周同時舉行。全體職員行禮如儀。首由廠長薄以衆致開會詞及報告一周年經過情形,並頒有手谕,勉勵全廠員司,力戒虛糜,共策進行,極力團結,及繼續奮鬥,勿以年來環境不佳,遽萌失意,務須振刷精神,努力工作,以打破一切難關。”

天津造幣廠工人黨支部的具體成立時間尚不清晰。據《河北黨史資料彙編(1919—1949)》載,1929年10月至1930年2月,徐文雅(徐彬如)擔任天津市“河北臨時區委書記”。在此期間,他領導恢複組建了幾個基層黨組織,天津造幣廠黨支部即爲其中之一。據此判斷,天津造幣廠黨支部的成立時間,約在1928年至1929年間。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天津造幣工人也備受感召。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劉少奇于1936年受黨委派來津改組中共中央北方局,當時已改稱“冀察綏靖公署修械廠”的天津造幣廠,也掀起過抗日救亡運動的微瀾。這一時期,天津造幣廠並未受到中共地下黨的直接領導,但間接引領還是有的。

1936年4月,天津造幣廠籌備複工。據天津《益世報》1936年6月29日《新輔幣真相大白》載,該廠“目前所用工人共二百余名,多爲以往該廠未停工前之舊人”。修械廠當時仍有些規模和影響,工人隊伍仍是中共黨組織的爭取對象。而且,距天津造幣廠不遠處的河北法商學院、河北高工學院、扶輪中學等學校裏,師生群情激昂,中共地下黨組織有力,救亡運動活躍。這對提高造幣廠工人的抗日救亡意識也都産生過潛移默化的影響。

總體而言,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一時期的天津造幣廠的工人運動比較活躍。顯然,這與中共地下黨員的有力組織與領導是分不開的。

 

發布時間:2021/4/23 10:36:00,來源:今晚报

我有話說

book 津门底蕴
首页    16    15    14    尾页    跳转至Go
崇尚科學 反對邪教 端正信仰 弘揚法治  天津市反邪教協會版權所有  推薦使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以上版本
Copyright © 2011-2020 Tianjin Anti-cult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津ICP备11007108号-3

津公网安备 120101020001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