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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是明清民间秘密教门的翻版

济公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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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唐武德四年(621年)六月二十一日,太史令傅奕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向唐高祖李渊上了一份“废省佛僧表”,内称:“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邪教”一词的最早记录。明万历(1573-1620年)年间官方文书和清朝政府国家成文法典中,无不把民间秘密教门称之为“邪教”,并明令严加查禁惩治。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邪教”极其活跃的时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邪教案”档案记载,多达百余种。近20多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打着基督教、佛教旗号和打着气功幌子的具有邪教性质的非法结社。从实质上来说,我国当前的邪教问题是历史上民间秘密教门问题在新的社会时代环境下延续和发展。以史为鉴,将我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教门同法轮功作一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法轮功邪教本质的认识。

一、异曲同工的“信仰”标签

法轮功与明清民间秘密教门具有相同的思想渊源,即佛教、道教、儒家三教合一的“信仰”标签。

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教门在当时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和民间教门传统影响下,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佛教的劫变、来世观念,道教内丹派的修炼理论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以“真空家乡”(天国)、“无生老母”(最高神)为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教门信仰。民间秘密教派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佛教、道教乃至儒家伦理中摘取只字片语以标榜自我,并最终离经叛道,自成一统。

法轮功全部的所谓“佛法”,如业报轮回、修炼成仙、度人到天国等都是窃取自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李洪志虽批评儒家学说使亚洲人易生嫉妒心,未明言儒家教条,但实际上在讲修心性时,借用了儒家的“恕”道和宋明理学穷理尽性说。李洪志在《法轮功》卷首对“法轮佛法”的介绍更是冠以“论语”之称,貌似儒家思想向世人推销。

二、不差毫发的“神效”诱饵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民间秘密教门大都以给人治病或教气功拳棒、祛病强身为招来徒众的主要手段。八卦、弘阳、混元、青莲等教门都讲究坐功运气,声称功夫到了,能“出神上天”、“见无生老母”;学得久了,还能祛病延年。这在当时,对于那些缺医少药、连温饱都未解决的贫苦大众来讲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李洪志出道之初,就以祛病健身为旗号,靠免费“给人治病”吸引信徒。他大肆吹嘘法轮功的“神效”,说有了病,不用治,不用看医生,只要听他的话,认真修炼法轮功,病就会自动消失,而且练功后,不仅对本人身体有好处,对练习者的亲朋好友也有好处。这种夸大练功效果的说法,在目前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迷惑了数以百万计渴望强身健体的信徒。

三、本质无异的教义煽惑

明清民间秘密教门的主要教义包括无生老母主神说、真空家乡天堂说(彼岸世界说)、三阳更替世运说(核心是末劫说)、弥勒佛临凡救度说等。李洪志虽然没有沿用这些名称,但他的“法轮大法”也有和其并无本质区别的主神、彼岸世界、末劫观和救度说。

第一,相似的主神和彼岸世界。极大多数明清民间秘密教门认为,最高神无生老母是天地及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她和她的96亿皇胎儿女本来住在33重天中的中皇天,也叫“真空家乡”,那是个无忧无虑、可以享尽天伦之乐的永恒幸福的理想天宫。后来,在天地初开时,无生老母派遣她的儿女到东土居住。不想人类到了东土后为物欲所迷,贪恋尘世的荣华富贵,失却了本性,从此永不脱轮回劫难之苦,无法返回家乡,成为失乡儿女,等待拯救。

在法轮大法中,李洪志一般用“大觉者”或“高级生命”来表示主神。他认为“高级生命”住在高层空间,能够洞察宇宙真相,主宰人类社会和人的命运,通过对人在其他空间的存在形式进行作用改变人的生命。他暗示自己就是最高神,法力超过如来佛、老子、耶稣,能意念造人造物造世界。至于彼岸世界,李洪志基本上是沿用佛教的说法,把彼岸世界说成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说成是天上,有时说成是高层世界。只有偶尔讲到释迦牟尼有婆娑世界,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药师佛有琉璃世界时,说法轮功有法轮世界,但这法轮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则未作具体构画。李洪志认为,常人社会(凡间)只是人的客栈,法轮世界才是他生命产生的地方、他的家(即最终归宿)和最美好的地方。人类本来也在较高层次的“天国”(彼岸世界),因堕落一层层往下掉,最后落到地球这个宇宙的“垃圾站”,人类应修炼成佛,返本归真,回到天上去。

第二,同样的末劫观和救度观。明清民间秘密教门认为人类世界依次要经历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三个时期(即三大“劫”)。这三个时期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掌管,每个时期之末都会发生大劫,依次是青阳劫、红阳劫、白阳劫。白阳劫是最后一次大劫即“末劫”。“劫”与“劫”的转换充满着动荡和灾异。红阳时期即“现在”社会是最丑恶的世界,人类道德败坏,天灾人祸不断,即将有水、火、风、刀兵、饥馑及瘟疫等天灾人祸,“末劫看看到,个个要提防”。因此,民间秘密教门特别强调,这次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临凡救世是最后一次救劫。而避劫的唯一途径是入教,只有入教才能“遇劫升天,免劫大贵”。弥勒佛只救度入教的人,而拒绝入教之人都是属于“劫中应死,永堕地狱”的异类。

李洪志虽没有照搬三期劫变说,但他也宣扬“末劫”,危言耸听地强调当今之世已处于面临毁灭的末世(即所谓的“末法时期”),只有练他的法轮功,信他的法轮大法才能得救。他说现在人类道德标准严重扭曲,背离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十恶俱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可怕的地步,神已不把人当人待,将降大灾劫予以处罚。他威胁说,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面对这即将毁灭的世界,人类如何得救呢?李洪志虽未明讲自己是救世的弥勒佛,但实际上明明白白地以救世主自居。他声称“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连庙里的和尚都难以自度,更管不了常人了。”而“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是第一个真正把修炼的东西留给人,这是从来没有的,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没做过的事,给人留了一部上天的‘梯子’”。“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我们只针对修炼人起作用”。在他看来,“法轮大法”是他“拯救”人类社会的唯一大法,所以要想得救,必须修炼法轮大法。这与民间秘密教门入教方可避劫邀福的煽惑实属同宗同源。

四、如出一辙的自我神化

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教门虽然都有自己崇拜的神,但实际上教主的地位经常凌驾于神佛之上,他们往往僭称佛祖,在信徒中大搞个人崇拜。平时深居简出,只有最亲信的徒众才可接近他们,人为地制造神秘性、神圣性,自塑远离凡尘的权威形象,诱导信徒们对自己顶礼膜拜。如黄天教教主普明及其妻子普光都称为佛,一个是太阳佛,一个是月亮佛。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自称是救世主弥勒佛转世、孔子再世临凡,能救人免劫,度人上真空家乡。信徒们因此把他视为太阳,称为“圣帝老爷”、“先天老爷”,每日三次献饭,匍匐叩拜。

李洪志把自己吹嘘成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宇宙至尊,公然以救世主和最高神自居,自视法力高于释迦牟尼几十万倍,自诩“这世界一切都应听我的,没我不行”,他生而为神,是专来度人的,能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度人。他有无数法身,连他书中的每个字都是他的法身,都是佛的形象,能护佑所有弟子;能够洞察宇宙真相,改变修炼者的人生道路,赐予修炼者法轮、气机等各种修炼物,为他们开通各种特异功能、长功,保护他们修成佛等。他还造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修炼说法,将修炼者的修炼命运绝对控制在自己手中,培养修炼者对他的绝对依赖和服从。为了欺骗徒众,他特意将自己的生日改为释迦牟尼的生日农历四月初八,许多信徒把他视为佛和太阳,顶礼膜拜,至死不悟。

五、照猫画虎的“修炼”方式

黄天教、八卦教等受道教影响的民间秘密教门,大多主张性命双修,既修心性,也炼内丹(又称坐功运气,即今所谓练气功),以成佛成仙;并以天理(宗教化的儒家伦理)作为性命双修的基础,提出“成佛成仙,离不开人伦”,认为人若没有高尚的精神世界,没有道德方面的修养,便不能修心养性,修得正果。

李洪志的“法轮佛法”宣称做人的真正目的不是在常人社会中当人,而是要返本归真,修炼成佛,回到天上去,为此必须性命双修。修性就要修炼心性,去掉常人的一切欲望和执著心;修命就是通过练气功,使身体全部转化为“高能量物质”,成为佛体,脱离常人社会,返回天上。其中,修心性是根本,修命练功只是辅助手段。这就是李洪志所谓的“向高层次传功”,完全是抄袭明清民间秘密教门的说教!

六、惊人相似的组织体系

明清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民间秘密教门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完善的通信系统。如闻香教建立了总会、会等严密的组织。每会都有会首、传头,内部还有掌经、掌支干等名目,俨然一个秘密地下王国。由于信仰的原因,民间秘密教门信徒“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这就使得民间秘密教门能够形成一支能与政府抗衡的社会力量。这些教门平常时期修炼内丹,坐功运气,希冀长生不老,成仙成佛;当社会动乱或教首起意谋逆时,马上转变为强大的造反组织。

法轮功也曾在全国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一整套严密组织机构:法轮大法研究会、辅导总站、辅导站、练功点,每层机构都有专人负责。他们还利用电话、国际互联网联络,层层传达指令和互通情况信息。李洪志遥控指挥,一呼百应。由于练习者对法轮大法和李洪志盲目的崇拜,形成很强的内聚力,比帮会型秘密结社具有更大的能量。法轮功组织及其受裹挟蒙骗的“修炼”者,平时修炼性命,追求成佛成仙,但当李洪志等为首分子起意对抗政府、进行煽惑时,马上成为其强大而驯服的工具,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4·25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七、敛财谋逆的发展轨迹

法轮功与明清民间秘密教门具有相似的传道动机和发展轨迹,即从传教敛钱到政治图谋。

明清民间秘密教门大多数教首出自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在当时土地兼并严重,人口骤增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传教敛钱”作为谋生之道,所以其开始时与一些迷信职业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传教敛钱比迷信职业者远为高明,因为后者没有构成自己的理论和组织体系,只能单个骗,而前者辅之以教义和严密的组织,有着共同的信仰对象和教义教规,所以不仅财源滚滚,永不枯竭,而且无论捐钱还是得款,都带有“神圣性”,彼此心安理得。以明清史上著名的闻香教传教家族王姓为例,创教人王森年轻时很穷,靠做皮匠为生,当教主以后,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富豪,“庄田半天下”。为了吸引群众入教、捐献,对教首的神化也进一步加深,因为没有被神化了的活佛般的教首,一般信徒也就失去了信仰的依托,也就不愿不断地捐献,各级教首也会失去经济来源,所以为了财源滚滚,教内不断开展造神运动,神化教主。

李洪志初中文化,并无出众的谋生立足的技艺,传“功”前在某粮油公司任保卫科干事,收入想必不过仅足维持生计。传“功”后,他靠办班、兜卖与法轮功相关的书籍、音像、练功用品和所谓的佛画、佛像,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短短几年即成暴富。他的“我创立法轮功不以赢利为目的”的自我标榜,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法轮功鼓励信徒多多捐献的理由也和民间秘密教门的说教一样堂皇:捐得越多,功德越圆满,越能得大法,成大佛。所不同者,明清民间秘密教门教首敛钱主要靠各种名目的捐纳如根基钱、种福钱、进身孝敬钱等,而李洪志则不仅接纳捐款,而且高价出售他的“法轮功产品”,宣称要想得“大法”,必须看他的书,买有他法身的书、音像、练功垫、佛画、佛像等,用“长功”、“圆满成佛”等廉价的承诺,让信徒乖乖地掏钱。

如果说教首们一开始创教传教大多还是起因于敛钱的目的,那么随着教势的日益强大,教权的日益尊隆,其政治野心也就跟着膨胀。这是明清民间秘密教门发展的一般轨迹。曾在1813年发动八卦教教徒攻进皇宫的教首林清的一段供词很有代表性:“我先前入教,原希图敛钱,后来因我会说话,众人推我掌卦。后来出了卦就领了总卦……我又见拢的人多,就起意谋逆。我们推算天书,弥勒佛有青羊、红羊、白羊三劫,此时白羊教应兴,众人说我是太白金星下降,又说我该做天王……”这是清楚地说明了民间秘密教门势力增大以后教首政治欲望的膨胀。当然同时也可看出民间秘密教门的谋逆与一般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农民造反运动的区别。后者更多地直接源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前者除此之外,宗教(如劫变观念)、迷信(如神佛下凡等)及某些教首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在激起民变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李洪志的行为轨迹来看,他一开始似乎也只是对敛钱感兴趣,不惜亲自出马,办班时还讨价还价。随着信徒的增多和他对信徒思想精神控制的逐渐牢固,他的政治欲望“水涨船高”,开始鼓动手下人向政协组织写信、打电话,要求中央为他及其“法轮功”正名,有的甚至提出要让李洪志在政协里弄个位置。随着法轮功的组织发展,李洪志的野心越来越大,多次精心策划、组织围攻报社和党政机关,进而发展到1999年4月25日发动组织练功者围攻中南海,公开向中央政府示威的严重地步。他煽动信徒的方法同民间秘密教门相似,他说围攻新闻单位是维护“大法”,你必须去,否则就是对老师不忠;他说让你去中南海静坐是往“高层次”带你,你不去不仅功白练了,还要遭难。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之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公然举起了“反共”、“反华”旗帜,煽动法轮功人员将闹事活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彻底暴露了其反华反共的真面目,成为一个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所豢养、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目的、以邪教方式进行活动的反动政治组织。法轮功炮制的“九评”中反复强调的“神”“天”的因素,妄称“神灭中共”、“天灭中共”,说穿了就是企图用法轮大法瓦解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当然直接用法轮功改变并取代中国的社会现状是绝无可能的。因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不惜背负汉奸、卖国贼等千古骂名,与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及台独分裂势力结成同盟,不断闹事和诋毁宣传,一方面干扰国内经济建设,内耗中国;另一方面扰乱国际舆论,干扰中国与国际交往,企图外困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法轮功几乎是全面地承袭了明清时期民间秘密教门的手法,虽然两者在具体用语上有所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李洪志的所谓“高层次功法”、“宇宙的根本大法”根本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珍贵无比的新东西,只不过是明清民间秘密教门的翻版而已!从法轮功的发展轨迹看,足以证明李洪志就是地地道道的邪教教主,法轮功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

 

发布时间:2010/3/26 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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