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  繁体
打印

 

法轮功与其他邪教的比较研究——教主是万恶之首(1)

拯救灵魂

 

美术作品欣赏

[按语]

在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中,教主、教义、信徒、组织和活动是构成一个邪教组织实体的五个基本要素。教主是邪教组织危害社会的万恶之首,教义是教主与信徒、信徒与信徒之间的互动平台,信徒是邪教组织源源不竭的人力资源,组织则是邪教教主精心构筑的一个独立王国,活动则是教主利用邪教组织达到自己建立神权政治的精心演练,正是这种演练给社会和大众带来无穷的危害。


世界上所有的邪教组织都声称有一个现世的、无所不能的、大智大慧的“神”——教主。教主创立邪教组织的最终目的就是以牺牲信徒的身家性命和社会大众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世界著名反邪教专家佩佩·罗格里格斯认为,要剖析邪教的形成过程,“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其缔造者的人品和经历,任何一个教派势力的产生、成型、发展和维持,全都依仗和表现着其控制人物的意志、需要和信念。”心理学通过对世界众多邪教教主的研究表明,邪教教主的人格、品行、意念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一般都有妄想型病态心理,有偏执狂等性格特征。所以,只有深入了解教主的履历和人品,就能找到认识由其控制的这一群体的内在的基本特点,甚至包括那些最隐蔽和最危险及最具危害性的脉络,更何况邪教的演变过程本身就清楚地显示着教主的心理趋向呢?

一、教主的特点

纵观中国邪教教主的个人履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素质低劣、出身卑微、心理扭曲、欲望膨胀等特点,在这些特点的支配下,他们通过对组织的严密控制和对网罗信众的精神控制,将信徒的心理和性格也扭曲成教主一般的变态,最终让这些心理扭曲的信徒按照教主的意愿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满足教主的利益需要。

1、素质低劣。邪教的产生过程似乎并不复杂,而教主身份的获得也同样不复杂。教主是些什么人呢?从生平和履历来看,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平凡人,大多数出身卑微,大多是农民,经济生活不富裕,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社会规范意识不强,有的本来就很贪色,有的曾经多次违法犯罪,劣迹斑斑,但他们头脑灵活,希望轻而易举地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的动机极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昨天还在自然环境里劳动,忽然某一天“神”就依附到自己的身体上;或者通过某种修行,获得了“神灵”的能力,能直接与神交流了;或者得到某位“高人”的指点,悟性大开,成“神”了。邪教组织主神教的教主刘家国被抓获后曾经供述说:“参加被立王的经历,使我看到现在的人特别迷信神的作用。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但你只要打着神的招牌,就会有人相信你,并愿为你奉献一切。所以,我当时就想,既然吴杨明这个人可以当神,难道我就不能当神吗?”正是一语道破天机,邪教的教主们就是利用他人想发财的功利心理和保平安的迷信心理,在别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和组织下,得到许多的支持者和信奉者,被尊称为“神”。刘家国对记者采访时的回答更加直接,当记者问:“主神教的信徒们都把你看作是神,你认为自己是神吗?”刘家国回答说:“你们看我是不是神?”“如果我真是神的话,现在会在这个地方(指看守所)吗?今天我可以跟你们讲实话了,主神是别人对我的称呼,我接受了,其实,我自己一直认为我不是什么神,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以下几个邪教教主的生平和履历足以说明问题:

例1:邪教组织被立王的教主吴扬明,男,汉族,1945年生,初中文化程度,安徽省颍上县陈店乡大谢行政村小何庄人,农民。1979年他开始信奉基督教,1983年到河南参加了呼喊派非法组织,1987年被依法判处一年徒刑。主要特征:倒睫眉,爱流眼泪,腰间常系一条毛巾擦眼泪。吴扬明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1983年吴扬明与胞兄吴月明、吴亚山等人一起到河南省固始县拜见呼喊派分子徐洪田,接受了呼喊派的主要观点,回去后在颍上县发展信徒1000余人。该年10月,在安徽省打击取缔呼喊派时,吴月明等人被逮捕,后被公安机关依法收审后教育释放。吴月明根据《圣经——路加福音》中有一句“被立”的说法,歪曲解释,自封为被立王,设立聚会点,发展信徒。

例2:邪教组织主神教的教主刘家国,男,汉族,1964年10月20日生,小学文化程度,有多个化名,如王建业、王传林等,至被捕时连他最亲近的骨干成员也不知其真实身份,安徽省霍邱县牌坊乡(现为城关镇)五一村人,农民,身高1.65米左右,身材单瘦,前额较宽,梳大背头,常穿中山装、布鞋。早年丧父,懒事生产,喜欢模仿历史名人的动作和语言,认为应该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闹革命”。1989年,刘家国加入邪教组织被立王,取灵名为怜悯。1991年初,刘家国作为被立王组织的骨干被派到湖南开荒布道。同年11月,安徽省霍邱县执法机关将刘家国批准逮捕,但刘一直外逃。1991年底,刘家国等两人以化名王差来、神差来、怜悯、换代到湖南、湘潭、湘江乡等地传教。1993年,因传教中的问题,刘家国受到被立王吴扬明的当众指责,携带了大量被立王资料,一气之下到湖南,脱离被立王另立主神教,刘自称主神。1995年底,被立王吴扬明被依法处决后,刘家国的追随者在信徒中大肆散布被立是父,主神是子,父王死了,就要信主神。从此,主神教就在湖南逐步发展起来。1995年底,主神教以湘乡为活动基地,开始大批培训骨干,发展组织,逐步发展到衡阳、娄底等地。1996年至1997年,主神教迅速发展并向外省市扩展。至1998年上半年,主神教已涉及全国23个省市区,成员达一万多人。

例3:邪教组织门徒会的教主季三保,男,汉族,又名季忠杰,曾化名吉平、卫平、三赎、先知等,1940年12月25日出生,小学文化,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石柱乡韩耀村农民。1976年,季氏因遭受失去两个爱子的悲痛而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1977年接受洗礼并入教。1982年,当呼喊派传入当地后,季三保参加了该派,并成为该派的一名负责人。1983年,呼喊派被有关部门依法取缔后,季三保失去了对原有信徒的领导权,权欲熏心的季三保并不善罢甘休,由此将活动转入地下。1985年,季三保曲解圣经,自编了所谓的《七步灵程》,自称是“神所立的基督”、“神的儿子”,可以行神迹奇事等歪理邪说,开始在陕西、河南等地传教。1988年6月,季三保窜到陕西省旬阳县进行非法活动,同年在汉阴县因从事非法传教活动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审查解除后,季三保再次窜到陕西省旬阳县进行非法活动,先后结识了许明潮、蔚世强等人,多次秘密商议策划成立组织。

例4:邪教组织全范围教会的教主徐永泽,男,中专文化,1977年开始从事传教活动,后参加呼喊派组织,1984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建立全范围教会组织,宣扬“信主不等于拯救灵魂”,只有大声哭泣并向“主”表示“忏悔”、“认罪”,才能得到“生命”,“重生得救”。19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代表人物为徐永泽、徐永玲两兄妹,他们主张聚会时狂哭至见异象,有白衣人将信徒的罪抹去,又听到声音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信徒才真正获得赦罪,得救重生。

例5:邪教组织灵灵教的教主华雪和,男,汉族,1940年生,高中文化程度,江苏省淮阴市(今淮安市)淮阴县(今淮阴区)渔沟乡人。1978年端午节,华雪和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1979年参加基督教“真耶稣教会”,后因擅自活动被除名。1983年,华雪和自称得到神的启示,直接听命于“圣灵”,传达圣灵的指示和消息,已经具有了“教主”的地位,开始四处活动,发展信徒。华雪和从1979年开始在江苏正式办培训班传教,继而赴河南长期活动,经过3年多的经营,于1983年创立该邪教组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宗教组织形式和传教网络,并有了自己的教义,至1990年时,该组织活动已蔓延至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蒙骗群众1.5万余人。2000年,华雪和死亡。

例6: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男,汉族,1952年7月7日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镇(今吉林省公主岭市),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当过文艺兵,做过农牧工人、招待所服务员、保卫干事和国家干部。1992年11月,李洪志办理停薪留职手续以传授法轮功为业后,其人事关系被下放到长春市珠江路食品经销公司。之前,参加过禅密功和九宫八卦功的学习培训,在泰国访亲期间接触过泰国佛教、舞蹈等常识和动作。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清晰地看到各邪教教主的真实简历,完全不是其自我神化的那副形象,其主要共同特点有:第一,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相当一部分只有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第二,创立邪教组织之前,大多都有参与邪教组织、宗教或者气功的经历,为其编造邪说提供了基础;第三,大多都是农民,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自身生活环境的动机极其强烈;第四,头脑灵活,比较了解邪教受害者的心理,故而能设计控制信徒的手段。

正如佩佩·罗格里格斯所指出的一样,“只要分析一下那些教派领袖们真实的生平资料(不是公开发表了的那种,因为这类东西无不依靠其自命不凡和自吹自擂的妄想作国际大加工和篡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都生长于高度不睦的家庭、精神和肉体上受过父母的虐待、极不自重、严重缺少关爱(常常还备受金钱困扰)、教育程度不高和不够成熟、孤僻和有着早在童年时期就受到过来自社会和学校的明显心理创伤,具有将幻想当现实的倾向……而且,绝对不是偶然,很大一部分宗教领袖都曾在14至16岁之间有过妄想型的经历,自以为直接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上帝同自己讲过话并对自己点明了自己所拥有的特殊性或天神般的品格、向自己许诺了荣华富贵、让自己代为在人世间最终实现其愿。”邪教教主们口谈清虚,心存利养,从其个人经历与其个人神化进行对照中不难发现,他们的一系列说教就是“想要用以弥补自己过去和现在觉得最深受其害的不足和欠缺的东西,并企图将自己满怀痛苦、罪恶感与切身感受过的一切,勾画为通向圣洁的道路”,“邪教的教主们自诩拥有的不凡品格、知识与经验的神化,同样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全都不过是他们梦想拥有、得到和体验却被自己那始终失败的人生无情剥夺了的美好向往而已,只是其追随者们绞尽脑汁精心编造的谎言的大杂烩”。

2、心理扭曲。邪教主们的心理是扭曲的,通常有某些共同的人格特征,如以自我为中心;有极强的控制欲、权力欲或领袖欲、自信与狂妄;贪婪、机敏而狡诈;好幻想或妄想;善于掩饰和伪装;表达能力强且富于感染力等。以下几种人格类型在邪教主身上较为常见:

一是自恋型人格。邪教教主在创立邪教组织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整个过程里,体现出很强的自恋人型格,有的甚至达到意淫的程度。他们卑微的出身以及窘困的生活,使其自我感觉人性的尊严很受伤害,教派的生活经历导致他们以创立邪教组织满足敛财鱼色的动机非常强烈,在自我神化、编造邪说、创立邪教、控制信徒等方面显示出的是他们强烈的自我重要感,自视甚高,自命不凡,以“神”自居,其一系列自命不凡的言行正是过度自恋癖的直接表现。他们均把自己视为天下最伟大、最重要的人物,声称自己肩负超凡的“使命”,狂热地坚信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喜欢为引人注意和欣羡而炫耀自己的欲望,这是极端自卑后引起的极端自负的表现。他们的经历和缺失使他们渴望成功、权势、受人尊重或爱慕,对别人的批评易产生不正常的情绪反应。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感,蔑视社会生活的常规,认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社会准则和规范的约束,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所有的邪教教主进行的自我神化和编造的神迹奇事都是他们过度自恋的典型表现,还有一些邪教教主在创立邪教组织之前就表现出很强的自恋癖,如邪教组织主神教的教主刘家国在创立主神教之前就很喜欢模仿历史名人的动作和语言,认为自己应该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闹革命”,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在创立法轮功之前就经常表现出自命不凡、目空一切、藐视别人、自视清高等言行,创立邪教组织以后,他们的自恋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直接作用于信徒,给信徒的教内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影响。

二是支配型人格。邪教教主有强烈的控制欲、权力欲和支配欲,表现很霸道,不甘居人下,喜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他们独断、专制,不接受他人的尤其是下属的意见或建议,竞争意识强烈,缺乏容忍与合作精神,尤其难以忍受他人违拗自己意愿的行为,教主对信徒实行专制统治是所有邪教的共同特点,正是教主支配型人格的直接体现。在这种专制统治下,整个邪教群体的意志浓缩为邪教主个人的意志,成百上千的邪教徒只不过是邪教主的傀儡,是实现邪教主个人意志的工具,支配欲极强的邪教主决不容许邪教徒哪怕丝毫的不忠与背叛,更不容许邪教徒对自己的言行或教义提出质疑。所有的邪教教主都不允许信徒读其他的书,不准看报纸和电视等,反而严格要求信徒认真阅读、抄写教主发布的所谓讲经布道的内容,意图在于封锁信徒外在的信息来源,实行洗脑和精神控制。如邪教组织呼喊派的教主李常受就命令信徒不要读圣经,不必遵守圣经的教训,只要读呼喊派的《生命读经》、《活在灵中》、《清心的人》等宣传资料就行了。邪教组织被立王的教主吴扬明为了达到使女信徒对他绝对服从,对凡违反了他的规矩和不愿意接受蒙召的女信徒,采取殴打体罚关禁闭和家人受牵连等恐吓手段制服她们,控制她们。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大搞宗派霸权,贬低宗教,谩骂邪教,攻击政府,污蔑宇宙,仇视人类,宣称只有法轮功是唯一能“救度”人的“高德大法”,不准信徒看法轮功以外的其他书籍,不准练法轮功以外的其他气功,不准信徒存在法轮功以外的其他宗教信仰,不准信徒思想转化,还为此歪曲佛教名词“不二法门”,实行“形神全灭”的恐吓,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控制和精神控制的手段,还多次组织成千上万的信徒聚众围攻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妄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头上,比起其他的邪教教主更加霸道。除此以外,邪教教主还使用暴力手段支配和控制信徒,如邪教组织东方闪电的教主赵维山就规定信徒一旦入教,就永远不准退教,在教内还必须虔诚,三心二意也要遭受神(实际是教主的打手)的惩罚,包括断手脚、割耳鼻、坐地牢、绞杀、毒杀等,把东方闪电办成了一所人间地狱,各地都有报复叛教者的事情发生,教主通过使用恐怖手段,牢牢地控制着全部教徒。

三是幻想型人格。邪教教主不满足于平凡、普通的现实生活,往往有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愿意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期望通过某种捷径快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常沉醉于自己的幻想,在幻想的鼓舞下,自我膨胀,自我吹嘘。他们的幻想大胆而荒唐,近乎于“痴人说梦”。所有邪教教主构建的所谓天堂世界、天国世界、圆满飞升等都是教主臆想的结果。这些臆想实际上就是邪教教主早年生活一直梦想得到而没得到的东西,其一系列说教就是想要用以弥补自己过去和现在觉得最深受其害而又最欠缺的东西,并企图将自己满怀的痛苦、一切罪恶和切身感受描述成一条金光大道,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他一直希望拥有、梦想得到和亲身体验,却又被他自己那始终失败的人生无情剥夺了的美好向往而已,是对自己成年以后生活屡屡受挫的现实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象征性补偿。邪教教主眼中的世界,只是他们自己对现实感到失望和厌倦后想要的虚幻世界,其实哪有什么“天国世界”和“天堂世界”呢?无非是他们心中的所求所想而已。他们的思想脱离了客观现实,让自己生活于妄想和虚幻之中。邪教教主其实什么都没有,仅仅是装神弄鬼投信徒所好,许出一些信徒想要、现实得不到或不易实现的愿望而已。比如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对当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两个向他提问并让他难堪的记者感到非常恼火,可又没办法“解决他们”,只好编造了“斗蛇精”的故事,一次将“捣乱”的“蛇精”的下半身“化掉”,第二次将其全部“化掉”,含沙射影地谩骂这两个记者,其残忍的心态自不用说,其严重的幻想型人格特征则得到充分的暴露。

四是偏执型人格。邪教教主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敏感多疑、心胸狭窄、自我评价过高。著名心理学家恩里克·贡萨莱斯·杜罗认为,“凭主观对周边世界进行臆断、凭想象和好恶来诠解现实,势必会引出无尽的遐想。典型的偏执行规划常常会让人将内在威胁——诸如自己的冲动引发出来的难以容忍或难以接受的犹疑等——转化为不那么令人心烦而且更容易掌握的外在危险,从而产生一种安全感。这样的规划是主观上对现实的一种规避与曲解,而那现实本身却并不会因此就改变其真实的状貌。”在这个意义上,恩里克·贡萨莱斯·杜罗又补充道:“正常思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接受别人的批评、修正自己的错误意见并采纳新的观点。然而,偏执思维却是僵化和不可更改的:从不考虑相反的见解,只接纳能够验证一己偏见的资讯,并从而将这种偏见化作信念。这样一来,很容易就会对现实作出妄想式的诠释。”“有偏执狂的人”,恩里克·贡萨莱斯·杜罗指出,“自得其乐地独处于世,以一种越来越严密的妄想机制来抵御外来的刺激与侵害,这种机制使之几乎刀枪不入、并疏远那些一旦接近就可能让其受到伤害、攻击或批评的人。另一方面,龟缩于妄想又阻止了自己的性情发生任何蜕变、使之永葆其本色,从而可以继续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天马行空。”他们有明显的不安全感,因此对他人过分警惕和防卫,遭遇挫折或失败时常归咎于他人,总认为自己正确,好争辩和敌对,不接受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的客观证据或意见,总是不切实际地、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和“利益”。邪教主都是这种偏执型人格者,如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掩盖事实真相,编造谣言,煽动信徒围攻新闻媒体、党政机关和一些反邪教人士,对不同的意见充耳不闻,反而组织力量进行扼杀,鼓动信徒大面积地制造事端,暴露出其内心对事实真相的恐惧和人格的严重偏执,如北京辅导站某站长因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遭到免职,湖南长沙原辅导站站长因为抗洪抢险期间捐款,违背了李洪志“不得参与社会上的文明举动”的规定而遭到撤换。

所以在这些病态个性的支配下,邪教教主编造了一系列个人神话和一系列妄想性歪理邪说,妄图以一种越来越严密的妄想性机制来抵制外来的刺激与侵害,加强对信徒严厉的精神控制以满足自己梦想中的某种需。邪教组织实质上就是狂人的加工厂、洗脑的集中营、“天人”的复制地,成千上万邪教信徒的人格都异化为与教主一样的病态人格。从邪教教主们的一切经历和热格特征中还可清晰地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教主一样,一个严重受社会心理问题困扰,加之同时遇到某种压力超过其承受能力的人,在给予温暖、希望、特别是解除烦恼的承诺,并得到日常现实中所缺少的保护与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被俘虏了,因为教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悟到这一些,信徒的轻信一向都是教主胡编乱造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3、欲望膨胀。任何邪教创立邪教组织的目的不外乎经济性的——敛财鱼色、社会性的——聚集势力、政治性的目的——谋逆夺权。邪教教主并不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贪婪的暴发户,是赤裸裸的疯狂的“吸血鬼”,欲望膨胀,非常贪婪,但教主在表面上装着非常慈爱地要帮助信徒,但这是虚假的,其骨子里的罪恶目的被包装和掩盖,以迷惑信徒,给外人一种正义、善良的错觉。

一是非法敛财。邪教教主们早年生活在比较窘迫的环境中,改变自身生活环境的强烈动机激发他们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在非法攫取钱财这一点上,邪教的目标和手段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教主创立邪教组织的首要目的在于敛财,一方面是他们早年生活窘迫的环境所导致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是维持邪教组织运转以获取更大利益的需要。可以说,在邪教组织或邪教群体中,教主掠取信徒钱财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以向“神”进贡的面目出现,有的以集体家庭化(或公社化)的面目出现,有的以由“家长代管”的面目出现(邪教组织中的家长一般都是邪教教主),有的以信徒用钱、用物赎罪的面目出现,也有的以向教主或邪教组织捐赠的面目出现,还有的则是以出售、销售邪教组织特有的书刊、物品、标识、标志的面目出现,等等。教主们一般敛财有方,其主要方式有:一是靠兜售书籍、音像制品、练功服等与邪教组织活动有关而信徒又必需的物品,辅之以精美包装或者人为扩大分量以赚取更大的利润;二是靠信徒捐赠或者募捐所得;三是创办公司、企业,以商养邪。聚敛钱财是邪教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成为与明抢暗偷行业并驾齐驱的最伪善的强盗。邪教组织大都要求信徒过艰苦朴素的生活,如邪教组织被立王就曾立下戒律,要求信徒“每天吃两顿饭,最多两个菜”;“禁吃零食、水果”;“不准穿紧身衣搽粉描眉”。邪教头子和骨干们又是怎样做的呢?他们则假借着为“主”奉献,要求信徒“发扬爱心,扶贫济贫”,诡称“多奉献多得平安,多得神家恩典”;有的大肆散布“现在灾难快来了,钱、粮放在家里不可靠,只有放在天国才保险;钱、粮放到天国后,一份捐献可得10倍回报”;借此大肆聚敛钱财,中饱私囊。如邪教组织灵灵教利用“说方言”、“解方言”和利用生日大搞“祝圣”活动收取大量财物。仅仅在80年代末的几年中,灵灵教就骗取信徒财物及钱款合人民币5万余元,粮食4千余斤。邪教组织被立王的教主吴扬明诈骗财物数十万元,还拥有豪华轿车。邪教组织主神教的教主刘家国在1995年至1998年的几年中,就诈骗现金30余万元,还有大批金银首饰和粮食(折合人民币70多万元),现金大部分被“主神”及骨干分子用以购买手机、传呼机和租房养情妇。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疯狂敛财的行径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李洪志靠法轮功聚敛了大量钱财,拥有高级轿车和豪华住宅,并有巨额存款。仅在1992年至1994年的两年间,李洪志打着“授功治病”的招牌,通过举办学习班就聚敛300万元以上。随后,李洪志还大量组织书籍、画像、音像制品、练功服、徽章、练功垫等法轮功系列产品的非法出版和生产、销售。仅武汉、济南等地破获的几起非法出版和销售法轮功书籍、音像制品案件,非法经营额就高达1.6亿多元。巨额钱财往往被邪教教主及骨干分子中饱私囊,任其恣意挥霍,信徒做苦行僧时,教主本人都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李洪志声称“传法不为钱”,背地里却拿着法轮功信徒的血汗钱,为自己置别墅、购轿车、办护照、买绿卡、开账户。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非法搜刮的、散发着血腥味的钱财,还是邪教组织进一步集聚能量,扩张势力,危害社会,对抗政府的罪恶资本。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随着邪教组织职业化特征的加剧,他们聚敛钱财的手段也更加“高明”,手法更加隐晦,往往以商养教,经营企业,朝着产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他们把诈骗所得钱财进行再投资,以合法经营掩护非法牟取暴利,使资本积累越滚越多,以此发展壮大自身势力。

虽然很多教主宣扬禁欲主义,要求信徒男女分居,终身独立,而他们自己经常以传教为名,蹂躏妇女;或要求信徒毫无保留地向教神奉献性能力;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宣扬“不仅要灵魂崇拜,还要肉体崇拜”,并美其名曰“蒙召”。如邪教组织主神教极力宣扬“男女授受不清”,要求“男女信徒之间要保持适当距离”,规定:“男兄弟与女姊妹,不可随意进出对方的房间;男兄弟与女姊妹之间服权柄相隔三尺远;男兄弟与女姊妹要分开交通学习(特殊情况除外);男兄弟与女姊妹不准单独在一处交通”。但这些规定都是用于约束信徒群众的,头目和骨干则大肆进行强奸、奸污妇女的犯罪活动。邪教组织门徒会的一些骨干以传教为名,男女群居鬼混,并用“过经”、“转灵气”、“与神同工”等手段,奸污妇女。邪教组织被立王宣扬“对被立王不仅要灵魂崇拜,而且要肉体崇拜”,被立王吴扬明先后骗奸、强奸女信徒数十名。邪教组织主神教的教主刘家国以“蒙召”为名,先后以诱骗和胁迫的手段奸污女性27名,包括两个不满14岁的幼女。其中6人为其生下了6个孩子。在审讯中,这位“主神”说:“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吗,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是由于我的生理需要。我承认我有点好色,我创办‘主神教’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可谓厚颜无耻!相比之下,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也毫不逊色,也有诱奸女弟子、出入色情场所的鱼色经历。

二是聚势谋逆。邪教教主的社会性目的实际上是介于经济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之间的一种过渡,一方面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糟蹋更多的妇女,需要聚集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需要聚集势力,募集炮灰,或者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为关键的时候揭竿而起做好准备,是他们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其邪教组织也就成为具有敌视政府、推翻政府的政治企图的政治势力。邪教势力的聚集,一方面缘于教主有目的的宣传和煽动,另一方面源于信徒功利的动机追求,二者的目的截然相反,同床异梦。邪教势力的聚集,往往以教主为中心,以其最初的追随者开始形成进行逐层拓展,最终形成金字塔结构的邪教组织。按照教主目的和各时段的重点,组织内部设置相应的职能团体,制定相应的规则,凸现应对效率和运作效果,这一切都是围绕教主的目的而进行。

其实,当代中国产生的邪教,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就是都具有夺取政权的强烈的政治野心。它们一方面打着宗教、气功的旗帜,一方面又对世俗政权垂涎三尺,这是中国文化土壤的土特产品。在我国,有着久远的邪教组织秘密结社传统,邪教组织和反动会道门并未因新中国对其取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魂销魄散,而当代邪教正是对历史邪教的衣钵继承。当代邪教的教主都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往往是羽翼未满便想君临天下,推翻现政权之意溢于言表。他们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的邪教组织,都喜欢将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在狂热神秘的气氛中大搞教主崇拜,为妄图主宰国家机器乃至整个世界提供精神动力。邪教教主并不满足于在其秘密王国里实行神权加教权的统治,都有着夺取政权的浓重的政治色彩。绝大多数邪教在创立初期,教主只是为了敛财和满足自己强烈的色欲,但随着势力的扩大,对社会及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其欲望恶性膨胀,也就有了强烈的权势欲和政治野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有的在建立之初就有不良政治图谋;有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滋长了权欲;或者是别有政治背景的人介入,把它们迅速引向对抗现存政权的道路。当代邪教同历史上的反动会道门一脉相承,它们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和政府,声称要“先夺民心,后夺政权”,妄图“改朝换代”。邪教组织呼喊派的教主李常受就公然叫嚣“要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在中共最难控制的广大农村形成强大的离心势力,实现中华归主的目的”,“教会前面有三大敌人,一是三自会,二是共产党,三是人民政府”。邪教组织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的教主王永明声称要“打江山、创王权,夺撒旦政权”,并起草了宣扬“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爆炸新闻》、《命令》等反动宣传品,利用信徒筹集的“奉献款”购买大量印刷、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组织信徒大量印制、散发。邪教组织门徒会的教主季三保公开散布“现在是黑暗当道,魔鬼掌权”,咒骂共产党是“黑党”,扬言要“打倒君王,推翻黑党,砸烂黑政府,打倒黑社会”,提出要“先争人心,后夺政权”,甚至叫嚣“一定要推翻当今皇帝,改朝换代,建立新天子”。邪教组织全范围教会的教主徐永泽宣传称其根本目标是使“全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他们把党和政府视为其发展的最大障碍,“马克思、毛泽东不能救中国,只有靠耶稣”,谩骂党和政府是“仇敌”、“魔鬼”、“红衣怪兽”,煽动信徒“与那些执政掌权的恶魔争战”。一些邪教组织在基层设立组织,任命骨干,妄图取代基层政权。他们还有目的地位扰党员团员和基层干部,使一些地方的基层党政组织被侵蚀。如在门徒会活动突出的地方,门徒会的“善工”(负责村民生活)替代了基层党政工作,干部召集群众会议需要经过门徒会的同意。有的村包括党员干部全部参加门徒会的聚会。

而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教主李洪志则大肆叫嚣“共产党是旧势力的总代表”,要“铲除共产党”,“否定旧势力”等反动邪说,在被我国政府取缔的情况下,仍然暗中活动频繁。当前,法轮功邪教组织在西方反华势力的眼里是一个有可能搞乱中国、颠覆中国政权的政治势力并加以保护、扶持和利用,为其提供政治庇护,充当其政治上的保护伞;提供经费,竭力给予财力支持,充当其经济上的后盾。他们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不断进行反华活动。与此同时,法轮功邪教组织加紧勾结台独、民运、藏独、疆独等各种敌对势力,企图壮大声势,上演一幕幕危害国家、祸乱民族、亲者痛仇者快的闹剧,充分反映了西方反华势力和各种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推翻中国政府、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狼子野心;同时也暴露了法轮功邪教组织反对人民、投靠外敌、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法轮功邪教组织之所以备受西方反华势力和各种敌对势力的青睐,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目的,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政府。虽然他们多次宣称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但事实反复证明,这一切都是弥天大谎。

 

发布时间:2010/2/9 22:14:00

我有话说
相关评论:

1.[游客]邪教就是邪教,建议公安机关早日取缔邪教组织。发现邪教组织建议大家拨打110。(提交时间:2013/2/23 16:38:40)


book 信仰论坛
首页    21    20    19    尾页    跳转至Go
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端正信仰 弘扬法治  天津市反邪教协会版权所有  推荐使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以上版本
Copyright © 2011-2020 Tianjin Anti-cult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津ICP备11007108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1020001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