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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危机的“危”和“机”

 

人本网艺术鉴赏

任何一种信仰在其建构和运行过程中,都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挑战和冲击,造成主体信仰过程的中断,较大范围内出现这一现象即为信仰“危机”。

信仰过程分为建构和运行两个阶段。建构阶段主要依靠主体自身的“知”“情”“意”“行”等内在心理机制的作用,实现从“不知”到“深知”,从“不信”到“深信”,从“事不关己”到“身体力行”的转变。这是信仰发展过程的前半部分,建构起来的信仰不能只在真空里运行,必然要回到社会中去,回到包含多元社会思潮的思想战线中进行交流碰撞斗争,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信仰的运行阶段,主要是信仰主体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使得人们对信仰产生困惑,如果困惑得不到化解,就会产生忧患,最终导致信仰幻灭,出现信仰危机,再由危机转向信仰认同,进而重塑信仰。

人们通常感叹甚至指责的,社会上那些质疑英雄、造谣生事的无道德底线的人,那些缺乏知识修养、缺乏理性洞察力的人,那些不讲规则、不讲诚信的肤浅的人缺乏信仰,指的是建构期的信仰危机。他们并不是经过一定的困惑和忧患动摇了自己的原有信仰,而是处于初始没有确立固定信仰的阶段。运行阶段出现的信仰危机才是信仰危机的本质部分。实际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弱化就属此类。原有的良好而固定的信仰主体,经过一定的困惑和忧患,对自己原有的信仰对象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和动摇,直至全面地抛弃,但还没有确立和无法确立新的信仰的精神意识状态。

信仰危机首先是“危”。从信仰危机发生的时机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信仰不能够再吸引更多没有信仰的人去建构信仰、追随信仰;二是原本的信仰队伍大范围缩减,很多人背叛了信仰或者是转向了其他信仰。这还不是信仰危机引起人们强烈关心关注的最直接原由,由信仰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才是人们忧患信仰危机最现实的原因。苏东剧变就是最好的例证。

1989年,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抛弃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信仰,进入了非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引起了国际社会秩序剧变,造成本国社会极度动荡和混乱。具体表现为:在信仰主体层面,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党性丧失、宗旨淡化,党的形象受损、示范作用弱化,社会出现道德滑坡;在信仰功能层面,导致主导意识形态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党和政府公信力减弱,社会共识难以形成;在信仰目标层面,导致党员干部丢弃精神家园,放弃终极价值追求,沦为物质功利主义的俘虏。严重的信仰危机还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一度引发人们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怀疑。

信仰危机不是无来由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信仰主体在现实的经验世界里追求终极价值,必然导致一次次的信仰危机。

从理论角度分析,主要是由于人类精神意识中信仰的凝聚力与怀疑的驱散力之间的张力使然,当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的怀疑和困惑得不到及时的解答和回应,驱散力便会滋生膨胀逐渐抵消信仰的凝聚力,造成精神迷失、信仰弱化。

从实践层面分析,一是由于信仰理论僵化,不能够回答人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新问题;二是由于信仰载体弱化,不能够发挥信仰的正面人格示范力量,相反却制造出负面典型效应;三是信仰途径单一化,不能够根据时代生活的特点,架构起沟通信仰与生活和心灵之间的桥梁。

信仰危机也是“机”。从人类信仰史来看,任何一种穿越历史长河依然历久弥新的信仰,无不是在一次次的挫折与磨难中经历严峻挑战和艰苦锤炼,进而达到涅槃,获得永生。从信仰运行理论来看,信仰的运行是信仰坚定—信仰迷茫—信仰危机—信仰再塑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只要我们把握信仰运行规律,剖析清楚造成信仰迷茫的根本原因,有的放矢进行信仰体系的完善和更新,就能够转“危”为“机”。所以说,正是因为信仰危机的发生和化解,才使得人们得以重塑信仰,走上更加坚定信仰的历程。

就马克思主义信仰来说,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形成发展的具体历程来看,从一开始就是,既在一部分人坚定的高举中,也在另一些人的不断怀疑甚至背弃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根源,从精神层面说,都是缘于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但凭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优秀品质,凭着中国共产党坚定执着的坚持,每一次都能化“危”为“机”。

当前,信仰弱化的危险性已经引起了全党全社会的警觉,信仰缺失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由于信仰种类的不同,人们的具体看法和信仰方式有所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不能缺少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存在理想渺茫、信仰动摇问题,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首先要提升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思考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其次要持续抓好正风反腐工作,纯洁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从内部构筑信仰运行的良好氛围;再次要开拓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路和方法,在关键时机、重要节点,施以有针对性的教育;最后要加强信仰运行规律研究,把握信仰与怀疑这对张力的运行状态,在一次次转“危”为“机”中,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赢得生机与活力。

 

发布时间:2018/8/21 15:00:00,来源:浙江日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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