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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對邪教犯罪的法律懲禁

周向陽

 

人本網藝術鑒賞

摘要:清代根據邪教犯罪行爲的危害性大小,制定了內容規範、輕重有別、體系嚴密的法律規範,既體現出清代對重典懲治邪教傳統立法特點的繼承,同時,也反映了清代對邪教犯罪認識的深入。但是,清代的立法仍然是經驗立法模式,由于認識上的原因和立法技術的不成熟,法律規定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不足,最終影響到國家對邪教的控制與懲禁。

邪教因其宣揚異端理論蠱惑民衆和具有濃厚的政治性,一直是中國古代法律嚴曆懲禁的對象。清代邪教盛行,清政府在吸取曆代懲禁邪教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當時形勢的變化,型構了較爲全面、系統的懲禁邪教犯罪的法律制度,爲官府有效地懲罰和禁止邪教犯罪行爲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本文擬對此法律規範進行全面、細致的研究,深入揭示清代乃至中國古代懲禁邪教法律制度的特點和不足,期爲當代懲禁邪教法制度的構建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思想進路。

一、清代懲治邪教犯罪的罪刑規定

清代,邪教犯罪並不是一個直接的、單獨的罪名。本文所指的邪教犯罪,只是現代人們根據理論、習慣概稱的一種犯罪類型。由于邪教犯罪往往是在一般犯罪行爲的載體上進行的,犯罪形態紛繁複雜,故《大清律例》並沒有直截了當地把邪教視爲一類單獨的犯罪。懲禁邪教犯罪的規定因此被置于《大清律例》有著廣泛含義及聯系的許多條款與子條款之下。以下,將對《大清律例》中懲禁邪救犯罪有關條款內容過行深入分析,以全面了解清代懲禁邪教犯罪究意適用哪些法律規定,並通過結合司法實踐,透析這些法律規定的特點和不足。

(一)“謀反大逆”罪

邪教具有濃厚的政治性、且組織嚴密,往往成爲民間反抗政府、進行叛亂的工具。有清一代,邪教發動的叛亂從來就沒有中斷過.許多邪教由于成爲“反清複明(漢)”的工具而獲得了民衆更多情感上的認同和支持,威脅性更大。對于邪教進行的叛亂活動.清代直接適用“謀反大逆”罪名加以懲處。

不過,與前代相比,清朝立法有一個變化,即明確把“興立邪教”的行爲規定爲犯罪,並比照“謀反大逆”律懲處。該條例于乾隆年間館修入律。當時.邪教犯罪活動多發且危害日益嚴重,清統治者因而特別在《大清律例》“謀反大逆”律下規定:“其有人本愚妄,或希圖诓騙財物,興立邪教名目,……比照反、逆定罪之案。”這是清統治者“倡立邪教、傳徒滋事,非叛逆而情同叛逆者”這一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但“興立邪教”畢竟不是現實的叛亂行爲,所以對于這種犯罪的處罰相對事實上的叛亂爲輕,只是比照反、逆之案定罪,而不是直接引用反、逆律。這種差別主要體現在親屬緣坐的範圍以及緣坐親屬的處刑上。從“興立邪教”條例看,如果只是創建邪教組織,即使並沒有利用邪教從事任何叛亂活動,甚至尚未進行任何違法活動,也要比照反、逆之案定罪。這就意味著,組建邪教組織這一行爲本身就是嚴重的犯罪行爲。法律的這一規定,便于各級官府在實踐中操作,不但擴大了官府懲禁邪教的範圍,也加大了對邪教的打擊力度。

在這裏,“謀反大逆”罪懲罰的主要是借助邪教組織從事反對政府活動的行爲,以及爲了滿足個人私欲創建邪教組織的行爲的行爲。由于這兩類行爲直接危害到政權穩定,國家、社稷安全以及皇室的安全與尊嚴,因比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對教首和骨于分子,適用死刑中最重的淩遲之刑。

(二)“妖書妖言”罪

所謂“妖書妖言”,指借鬼神之口制造和散布的災祥、凶吉或政治變化等怪誕邪說。就其性質而言,屬政治性犯罪的範疇。該罪名曆史久遠,可以追溯到秦代。漢代呂後曾頒廢“妖

言令“,文帝時複設,以後幾經存廢。唐宋時將此罪細化爲制造、傳用妖書妖言和私存妖書三種行爲。明清繼承此法律,在條文內容和犯罪構成要件上幾無變化,只是處刑加重。《大清律例?刑律》規定:“凡造谶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監候。被惑人不坐,不及衆者,流三千裏。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傳)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1704年制定的條例將刑罰加重爲“斬立決”。

“紙書妖言”罪,主要是懲禁邪教織利用怪誕邪說、異端思想煽惑民衆的行爲.重在防範邪教組織“惑衆”。邪教宣揚的的谶緯之學、“末世”、“劫變”等邪說異端思想、教義,極具誘惑力和煽動性,它可能在社會上適成普遍的恐懼心理、給政權帶來極大的威脅。因此,清代對其嚴懲,刑罰之重,與對“謀反”的處罰相同。此舉應該是想利用重刑來抵消邪教“惑衆”的社會效果,或者是用來對抗通過邪教組織散布社會混亂的行爲。

(三)“師巫邪術”罪

明清統治者眼中,“師巫以書符、咒水、扶鸾、禱聖等邪術假降邪神.以惑愚民,男號端公、太保.女號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皆邪教左道也。”“所以,懲禁師巫邪術實際上也就是懲禁邪教。此罪爲明代首創。明太祖鑒于元朝由白蓮教發動農民起義推翻的曆史教訓,于《大明律》增設該律,以加強對邪教的打擊。清承明制,順治三年律“師巫邪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鸾、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名色),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監候):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裏。”該律基本上照搬明律,只是添入了小注,使律條的意思更加明確,對爲首者的處罰也由絞刑改爲絞監候。不過,該律所附條例對邪教組織利用各種“左道異端”之術從事的犯罪,如來京妄稱谙曉扶鸾禱聖、書符咒水,一切左道異端邪術煽惑人民;稱燒煉丹藥出入內外官家,或擅入皇城,夤緣作弊,希求進用;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稱爲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習天文之人安言禍福,煽惑人民;私相傳習各種避刑邪術:端公、道士作爲異端法術醫人致死等各種犯罪具體的行爲方式、行爲特征和相應刑罰進行了更明確、細致、具體的規定,所規定的刑罰則有絞監候、充軍、徒刑及杖刑。

清代統治者對邪教的認識較前代更爲明確和科學,這體現在當時的法律明確析出了“傳習邪教“這一行爲,並制定了專門的懲禁條款。此條例最早修訂于雍正年間。當時,因傳習羅者衆,雍正帝特于《人清律例》中增加了傳習羅教治罪專條:“私習羅教,爲首者,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律擬絞監線候。”到乾隆時,該條被刪。嘉慶十八自,邪教危害更爲嚴重,清政府再次修訂了懲治傳習白陽教、白蓮教、八卦教、紅陽教等邪教的專門條款:“凡傳習白陽、白蓮、八卦等邪教,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傳徒惑衆者,爲首擬絞立決。爲從,發新疆給額魯特爲奴。……至紅陽教及各項教會名目,無傳習咒語,但供飄高老祖及拜師授徒者,發往烏魯木齊,分別旗民當差爲奴。其雖未傳徒,或曾供奉飄高老祖及收藏經卷者,俱發邊充軍。坐功運氣者,杖八十。”該條例對傳習邪教爲首者的刑罰加重爲“絞立決”,較律條規定的刑罰爲重,體現了對邪教懲治從重的傾向。傳習邪教治罪專條,使官員在執法中更容易辨別邪教犯罪行爲,同時也更方便定罪量別,使政府劉邪教的懲治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

“師巫邪術”條款被置于“祭祀”門下,從立法意圖來看,應該主要是針對些以祭祀爲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靈崇拜,或同未經官方批准的神靈發生交往,或未經官方批准而私自與神靈發生交往的行爲。但是.當中國文明發展到17、18世紀時,權力對超自然世界的依賴已經不再那麽強烈。雖然,清政權仍然通過許多途徑建立與神靈的種種聯系,並對這種溝通神靈的權力加以壟斷,以確證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統治天下的,但《大清律例》將“師巫邪術”罪的刑罰由明代的斬立決減輕爲斬監候多少表現出清廷對超自然力量暧昧的立場。也許,國家對于邪教組織非法與神靈交往的行爲究意是否存在或是否有效所持的更是一種不可知的立場。如此,“師巫邪術”罪的主要意圖就應該不是懲治禮儀性的冒犯行爲。清代律學家沈之奇的敘述也可說明這一點:小民自姓若是受惑于導端邪說,便可能會産生思想“搖動”,從而引致“蔓延生亂。”他想告訴我們的是,國家關注的中心其實是在于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在對邪組織過行的各種師巫邪術左道活動起訴定罪時,官方抨擊的主要目標也主要是這種行爲的社會後果一一“惑衆”。所以,“惑衆“仍然是“師巫邪術“罪防範和

懲治的重點所在,這與“妖書妖言”罪並無本質的差別。但是兩者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各有偏重,“妖書妖言”罪重在懲治利用異端邪說,即教義與文字、思想煽惑民衆的行爲,而“師巫邪術”罪則重在懲治利用各種“左道異端“之術書符、咒水、扶鸾、禱聖等,煽惑人的行爲。大概正是在是否與神靈世界發生非法聯系這一點(不管這種聯系是真實的還是假想的)上,“師巫邪術”罪與“妖書妖言”罪被區分開來。

(四)違制罪

有些人僅參與邪教活動,並沒有明顯的犯罪事實,情節顯著輕微.危害性不大,對此往往以違制罪懲處。如,乾隆年間樊明德傳習混元教案中,候連富等約三十八人,“系鄉愚被惑,入教未久.並未見過樊明德”,審判官員主張“照違制律杖一百,仍請各加枷號兩個月,遊示通衢,滿日折貢四十杖。”同案中,連永振等人,只“出給線文,樊明德念經治病”,情節顯著徑微,也僅“照違制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

二、清代懲禁邪教立法的特點及評析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民王朝、其立法既有對前代經驗的汲取、又有新形勢下的考慮。總體看來,其懲禁邪教立法在中國古代最具典型義,表現出如下一些特點:

(一)法律規範更爲明晰、缜密、具體

首先,清代法律引入了“邪教”這一術語.將白陽教、日蓮教、八卦教等教派稱爲“邪教”,使“邪教“成爲有專門所指和固定內涵的法律術語。並日,法律明確規定“興立邪致”和傳習白陽、白蓮等邪教的治罪條款.這使法律上犯罪的構成要件和行爲特征更爲直觀和明晰,爲有效打擊邪教犯罪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其次、清代法律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化了邪教犯罪的形式和行爲特征,並按照行爲的嚴重程度、社會危害性大小制定了相應的罪名和相應的刑罰,使法律規範更爲缜密和具體。如懲禁傳習邪教的法律,將傳習邪教的行爲細分爲習念荒誕不經咒語、無傳習咒語傳徒、收藏經卷、諷念佛經四層,分別治罪。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員在處理邪教案件時,依據邪教組織和成員的具體犯罪事實,采取對號入座的方式,觸犯哪條法律、就按哪條法律定罪處罰,從而對邪教犯罪的處罰起到較好的規控作用。這是清代對邪教認識深入和立法技術發展的表現。

(二)將邪教“犯罪化

所謂犯罪化.徐福生認爲,“犯罪化系指通過刑事立法手段或刑事法規的解釋與適用,將本來不屬于犯罪的行爲,賦予刑罰的法律效果,而成爲刑事制裁的對象。”“梁根林則將其界定爲,“通過刑事立法程序將某一具有可罰性的嚴重不法和有責行爲賦予刑罰的法律效果,使之成爲刑法明文規定處罰的犯罪行爲。”清政府不但把邪教組織所從事的各類活動認定爲犯罪,還明確將興立邪教、傳習邪教這些行爲本身認定爲犯罪。止舉意味著凡是從事與邪教有天的一切行爲,都是犯罪,將受到刑事處罰,這實際上將邪教犯罪化了。犯罪化帶有積極擴張性、幹預性,清代將邪教犯罪化,擴張了刑罰幹預和懲禁的範圍,使刑罰的觸須無所限制地延伸到了有關邪教的一切領域,包括行爲和純粹思想領域,這應該是消代懲禁邪教犯罪法律最大的變化和特點。

(三)從嚴從重懲治邪教犯罪

首先,邪教犯罪化,這是從嚴從重處罰邪教犯罪的重要表現。其次,在定罪上,對邪教犯罪者往往以重罪名入罪。如個人爲斂財而“興立邪教”這一行爲歸入到國事罪(政治罪)下,比照“謀反大逆”案治罪。再次,對邪教犯罪者處以重刑。清代懲治邪教犯罪的刑罰非常嚴厲,對于教首和教內骨幹分子及一些情節較爲嚴重者,以死刑(包括淩遲刑、斬刑和絞刑)和流刑爲主要刑罰。除法定五刑外,對犯罪者,有時還單獨或者附加施以五刑之外的刑罰,如掘墓硬屍、锉骨揚灰、刺字、枷號和永遠枷號等。此外,對于邪教犯罪者,還適用身份刑,即撤除其某種身份或降低其政治、社會地位,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邪教犯罪被處流刑者,發往黑龍江或新疆給“披甲人”(軍人)或回民爲奴。這樣.這些邪教犯罪者由普通的百姓變成了奴隸。(2)旗人傳習邪教,撤銷旗檔,即撤銷旗籍,自然不再享受旗人的特權。(3)限制傳習邪教者之後代參加科舉考試。犯徒流以上的邪教犯罪者.其後代三代或者永遠不許科考。這既反映了當時邪教犯罪的嚴重性,也反了清代重典懲治邪教的態度。

除了法律的明文規定外,清代皇帝有時還頒布針對邪教犯罪的特別敕令,嚴厲程度往往超過法律規定。法律與敕令相結合,既保證了嚴禁邪教法律的穩定性,又使官府能夠根據時代的變化和形勢的需要,靈活地處置一些重大的、突發的邪教事件。但是,清代的立法仍然是經驗立法模式,由于認識上的原因和立法技術的不成熟,其懲禁教犯罪的法律還存在重大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邪教”及邪犯罪概念不明確。法律是用來指導實線、作用手于實踐的。法律的實踐性決定法律內容必具有可以量化、操作性強的特點。所以,在制定法律時,立法者必須將現時存在的犯罪現象及危害抽象化、概念化、模式化,以法律規範的形式表現出來。具體到懲禁邪教的立法上,則需要法律以簡潔、明了、具體的語言對這樣一些問題做出回答:什麽是邪教?什麽是邪教犯罪?哪些行爲構成邪教犯罪?應予以何種處罰?然而,清代國家制定法中,並沒有對邪教作出具體而清晰的定義,也沒有就邪教犯罪的要件和犯罪構成作出過明顯區別于正統宗教和民俗慣行的規定。雖然,青代皇帝在一些敕令、地方官僚于官方告示和文書中,也曾對邪教有過一些粗略的界定。雍正帝在上谕中曾說:“所謂邪教者,非指世俗異常僧道之流而言也“大抵妄立名號、诳誘愚民,或巧作幻術,夜聚曉散。此等之人、黨類繁多、蹤迹詭秘。”道光年間的地方官吏黃育楩在其《破邪詳辨》一系列著作中也曾歸納過邪教組織的一些特征。但總的來說,這些界定十分簡單、粗疏,而且也不十分固定,很難實際操作。

由于缺乏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邪教認定的法定標准和客觀尺度,官僚、普通民衆很難以法律來指導自己的行爲。各級、各地官吏、民衆對邪教的認識經常産生歧義,這就造成:在一地不以爲邪教的現象,在另一地則以邪教論;民間視爲正常的民習活動,而官府卻視爲邪教活動;下級官員不視爲邪教,而上級官員持邪教論,地方官員視爲民習或正常的宗教活動,朝廷官員則視爲邪教;官僚視爲民習的活動,皇帝則以邪教論;或者此時作邪教論,彼時則不以爲是邪教。如雍正年間,皇帝與浙江巡撫曾就“師巫”是否應以邪教論罪而産生分歧。黃叔琳奏稱:“浙省向有一種無爲教名色,蠱惑鄉愚,出錢聚會,念經禮拜,男女混雜,敗壞風俗。又有一種年老婦人號口師婆娘,僞稱神佛降身,妄言禍福,哄騙錢財,此亦邪教之類。”在黃巡撫看來,“師婆娘”的活動與無爲教的活動存在某些相似之處,應將“師巫”視爲邪教定罪論處。但雍正皇帝卻認爲師巫不是邪教。最終“師婆娘”並未以邪教論處。

這種歧異使清代對邪教的認定和懲治多數時候取決于司法官員的執法水平和公正心。這實際上賦予了司法官員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從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們顯然不能對清代司法官員的執法水平抱以太大的希望。至于其公正心,恐怕在自身利益和官場潛規則面前也已經變得微乎其微了。多數情況下,爲了迎合皇帝或上級的喜怒,或者爲了自己的順利升遷,許多官員在懲禁邪教犯罪上上下其手,或者隱瞞不報,或者以其他罪名從輕處置,或者任意擴大打擊對象,窮追嚴究,弄得天怒人怨,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使邪教懲禁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從民衆方面看,“邪教”概念和內涵的模糊性,也使民衆不可能明確邪教與正常宗教、民俗活動的確定界限,以至許多時候民衆自以爲從事正當活動時,卻被官府以邪教論處。

第二、法律規定與民俗習慣沖突。從清代法律對邪教組織進行的各類犯罪的構成要件和行爲特征的規定看,主要有以下一些行爲被認爲與邪教有關而應禁止和處罰:興立邪教;傳習羅教、白陽、白蓮、八卦、紅陽、天主教等邪教;捏造經咒,傳徒斂錢惑衆;造谶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師巫降神;燒香聚會;夜聚曉散;迎神賽會;坐功運氣;書符咒水;扶鸾禱聖;吃齋念經;收藏經書;拜奏青詞表文;越境酬神等。以上行爲中,有一些確實是邪教犯罪行爲,但也有許多卻是民習中廣泛存在的,如師巫降神、坐功運氣、書符咒水、扶鸾禱聖、燒香聚會。這些都是在民俗活動中經常見到,人們習以爲常的。衆所周知,神靈、巫術活動是中國農業文明之下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中國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清代法律卻對種種常見的習俗加以禁止和限制,這顯然是當時立法者沒有對民間習俗或民間信仰(特別是対基于民間習俗和信仰的所謂邪教)的實際情況給予相應的考慮和注意,這就使得國家法律與民間習俗存在極大的沖突和盾。“如果這些規定得以真正貫徹實施的話.無異于發動一場全面波及民間習俗、民間信仰的大掃蕩,其直接後果將有可能導致官民之間的嚴重対立與沖突。”清代懲治邪教立法的民俗習慣違反性,使其不可能得到民衆特別是下層民衆的認同和自覺遵守,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最終必將些影響國家對邪教犯罪的控制與懲禁。

 

發布時間:2019/1/23 16:47:00,來源:《求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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