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就是康熙、乾隆之类的纪年标志。汉代以前没有这种纪年方式，这种方式是汉代建立起来的。

年号的根据是改元，改元的理论基础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依五德终始说，王朝的代换，就像是四季交替。君主换了，正朔、服色也要换，就像是春绿秋黄一样。秦始皇首先实践这个理论，比如“色尚黑，数用六”之类。

邹衍创立的五行学说

汉朝建立，首先是鲁人公孙臣建议改正朔，未及实行。此后贾谊等人也主张过，也未能实行。汉武帝时，才召集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改进历法，确定正朔。这次改历费时数年，认真测量，认真计算，是科学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在今天，这是个纯粹的科学工作，但在中国古代，这件工作却是顺从天意的表现。

参加此次改历的司马迁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

《史记索引》对此注道，天元就是“天之元气运行所在”，所谓“顺承厥意”，就是顺承天意。

把改历当做一件顺承天意的工作，是当时儒者的普遍认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东汉的《白虎通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都明确把改正朔作为表示新的王者“受命于天”的行动。

改定正朔，把某个起始的年份定为元年，设立年号，就是改元。因此，改元是改正朔的派生物。而改元，也就不仅是换一种纪年标志，而也是事奉上天的行为：

元以名年，年以纪事……王者改元，即事天地。（《白虎通义·爵》）

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普通的行为，当时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改元的事首先由汉文帝来实行。汉文帝十六年十月，深得信任的方士新垣平说他测得某日有两次正午，君臣都认为这是天降的祥瑞，于是就将第二年即十七年改称元年，即汉文帝“后元”元年。不过“后”字是后人加的，当时只是改称了元年。这是皇帝改元纪事的开始。

汉景帝时，有中元、后元纪年。中、后二字也是后人加的。至于改元的原因，则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改元的思想已经被汉朝君臣接受了。

汉武帝即位，元年被称为“建元”元年。“建”字当时没有什么深义，不过说明这是元年罢了。但这个建字表明，汉朝君臣要更加认真地以改元来事奉天地，来对待年号问题了。这是改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建元”也就被作为中国历史上皇帝设置年号的开始。

汉武帝即位第七年，称“元光元年”。“元光”的意思是，“以辰星见，故为元光。”辰星见被认为是一种祥瑞。因此设置新的年号，就是表示自己又一次接受了天命。如果说“建元”还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这个“元光”可就完全不同了。大约正是由于“元光”的出现，才使“建元”这个并非着意设置的年号成为正式的年号。

元光元年的次年，是元朔元年。元朔的意义。应劭认为是取《孟子》的“后来其苏”。朔，就是苏。民众盼望苏息，重新过美好生活。颜师古认为朔就是始，元朔就是“更为初始”。（颜师古《汉书注·武帝纪》）若是初始，就没有更多的意义。年号初兴时代的汉朝君臣，要认真对待年号，还有一个过程。

元朔六年的次年岁首，即十月，汉武帝行幸雍地，捕获白麟，于是将年号定为“元狩”。从此以后，年号就以重大天命事件命名。比如“元鼎”是因得了宝鼎，“元封”是因为封禅泰山。“太初”是因为这一年改定了历法，取“改正朔，建始初，顺承天意”的意思。此外，“太初”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从它开始，年号设置摆脱了改元必带“元”字的状态。改元而不带“元”字，可以使人们更为灵活、更为准确地指称自己所获得的天命事件。

改元本来是改正朔的派生物，也只有改了正朔才能改元。然而改元易而改正朔难，所以中国历史上历法改革的次数虽然比任何民族都多，但年号的改换，则更加频繁。

改元本来是指易姓受命，然而继位之君也要改元。而且不仅换了王者要改元，一个王者在位期间也多次改元。他们像小学生盼望多得老师奖励一样，盼望上天多给自己表彰，并且以年号改换的方式表示自己又一次地接受了上天的表彰，即接受了新的天命。

汉武帝以后的皇帝们，一个年号用十几、二三十年的也有，比如南朝宋文帝，“元嘉”这个年号就用了三十年。但类似的情况很少，通常是频繁改换，以表示自己不断地得到天命。其中武则天自从不用大唐名义以后统治天下22年，年号换了17个，几乎是一年一换。事情非常清楚，这位女皇帝虽然可以从佛教《大云经》中找到自己统治合理的根据，但她毕竟是独尊儒术的国家的皇帝，她比男人们更需要不断得到儒教上帝的表彰和任命。

从明朝开始，改元的热情冷落下来，原因是历法的进步。

历法在现在不过是用于纪年而已，但在古代，它却是关系着天命、上帝这类重大问题。司马迁说，自从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民能“有信”，神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以致“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但是到了少昊氏时代，“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无可凭信，于是灾祸频繁。颛顼氏绝地天通，才恢复了旧的秩序。但是此后“三苗”又继承“九黎”，使“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到尧，才重修重黎的事业，设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史记·历书》）

这就是说，历法关系着天气的好坏，庄稼的收成，人民的健康，最后就是王朝的寿命。

司马迁以后，历法不断改进。自从东汉刘洪在历法中引进新的数学方法，历法的准确度就不断提高。魏晋南北朝时代，日食推算就基本准确了。到北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日食的出现是天体运行的常规，不是上天对政治好坏的反应。以致北魏孝文帝也认为：“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不过，他还是要遵守“日蚀修德，月蚀修刑”的古训，因为这是圣人之教。（见《魏书·律历志》）

北朝以后，历法进一步改进，一行的大衍历，特别是元代的授时历，把历法的精度又提高到新的水平。人们进一步看到，历法的好坏与否，与政治并无关系。加上当时的观测技术和数学水平也再无法给历法的改进提供新的支持，中国古人改历的热情降温了。终其明代，也只有一部历法。

《授时历》，为公元1281年实施的历法名，因元世祖忽必烈封赐而得名，原著及史书均称其为《授时历经》。其法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精度与公历（指1582年《格里高利历》）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

改历、正朔既然已经不关天意，改元也就没有失去了重受天命的意义。到了明代，改元的热情终于也降温了。每个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以致我们可以用“洪武” “永乐” “万历” “崇祯”之类的年号来称呼当时的皇帝。而对于明代以前，我们还只能用皇帝的谥号，如“文帝” “武帝”，或者用庙号“高祖” “太宗” “玄宗” “神宗”之类来称呼当时的皇帝。科学，终于使宗教发生了某种改变。

清兵入关，在这一点上还是沿袭明制。我们记住的有什么康熙、乾隆、道光、光绪，至于他们的谥号、庙号，就很少有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