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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反邪教立法述评

 

人本网艺术鉴赏

邪教像一股肆虐全球的瘟疫,严重地侵蚀着人类社会的机体,我国长期深受邪教之害,目前已被确认为邪教的组织就有14个。以取缔“法轮功”为标志,我国的反邪教斗争走过了10多个年头,反邪教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于猖獗的邪教活动,我国的反邪教工作仍旧任重而道远。2014年5月发生在山东招远的邪教成员在餐厅将受害人殴打致死事件,再次在社会上唤起了反邪教立法、严厉打击邪教的呼声。2015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进行反邪教立法的调研工作,我国的反邪教立法已经启动。反邪教立法的难点在于对邪教的认定,对邪教进行概念界定,涉及到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以及邪教与宗教的本质区别等问题,稍有不慎便会构成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因此,世界上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治理邪教的国家并不多。法国的反邪教法在制定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受到国内外的质疑,甚至现在仍旧成为某些国家或人员抨击法国人权的重要依据。在我国反邪教法即将制定之际,反邪教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应当如何,邪教又应如何识别和处理,通过对法国反邪教法内容和背景的了解,必然对我国的反邪教立法有所启迪。

一、法国宗教政策和反邪教立法的背景

法国有着长期政教不分和天主教作为唯一官方宗教并对其他教派实施宗教迫害的历史。因此法国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第一条便规定,政府保障公众良知的自由,除非基于公共秩序利益的需要,政府确保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1789年具有宪法性质的《人权宣言》也宣称,“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个人观点、宗教意见而遭受干涉”;“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2]根据这些法律和规定,法国政府不能专横地管控和禁止宗教行为,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且在宗教行为有害社会的范围内对宗教进行管制;政府被禁止去承认任何一个宗教,取消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预算,教会产业归教会社团所有。法国的宗教自由观念并非产自本国宗教的多元化,因此法国政府对待新宗教运动的态度也不同于其他国家,认为政府的职责与其说是保护宗教免受政府的干预,不如说是保护个人免受宗教的迫害。鉴于新宗教运动中一些邪教造成的悲剧和受害者家人的控诉,法国政府认为自己应当采取措施保护人民免受邪教伤害。法国民众大都具有在公共领域不要出现宗教身影的朴素思想。2004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在中小学校穿戴浮夸宗教服装的法案,该法案因适用于穆斯林妇女配戴的面纱而受到国内外的谴责;2010年法国又通过了一个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遮脸头巾的法案,该法案同样将伊斯兰国家妇女的蒙面长袍包括在内。

法国在2001年颁布反邪教法并非偶然,而是法国反邪教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1976年法国就在议会中成立“邪教情报小组”,负责对国内的邪教活动进行调查。1978年太阳圣殿教(OrderoftheSolarTemple)教徒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后,法国在议会中成立了邪教问题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在法国的邪教组织。1995年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备受争议的调查报告,报告中不仅提出了认定邪教的10个标准,还罗列了172个邪教组织。根据这份报告的建议,法国在1996年成立了“多部门教派监督委员会”,1998年又成立了“多部门打击邪教代表团”,专职于反邪教工作。与之同时,法国的民间反邪教力量也在迅速崛起。1974年在法国雷恩市成立的“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到2000年已经在全国发展出21个协会和15个分支机构。该组织向政府报告各地邪教的新动向,到企业、学校宣传防邪教知识,协助受害者对邪教进行起诉。1981年由一名作家成立起的“反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中心”,在十几年间也迅速成为一个拥有43个分支机构的全国性组织。该中心以调查和研究邪教的特征和罪行为己任,每年向政府提供大量有关法国邪教罪行的报告,协助政府开展反邪教工作。2000年一份有1000名法国民众参与的调查显示,86%的被调查者支持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来治理邪教。2001年的反邪教法正是在法国政府和民众反邪教工作的热情和需要下应运而生的。

二、法国反邪教法的主要内容②

法国反邪教法只有6章24条,内容较为简单,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章(第1条),法律实体民事解散的相关规定;第二章(第2至15条),对法律实体刑事责任的延伸(责任主体由个人延伸到组织);第三章(第16至18条),刑事责任法律实体解散后相关行为的处罚规定;第四章(第19条),限制虚假广告的相关规定;第五章(第20至21条),对滥用他人无知和软弱而实施欺诈的规定;第六章(第22至24条),其他规定,主要是对刑事诉讼法有些条文的重申和修订。其中第1条、19条、20条和22条都规定,任何法律实体,不论它的组织形式和宗旨,只要所从事活动的目的或者实际效果是获取、维持和利用对其内部成员生理或心理上的征服,都将受到该法的调控。

第1条规定任何法律实体自身或者它的负责人实施了《刑法》《公共健康法》《消费法》中的相关罪行,法律实体或负责人在受到刑事处罚的同时,该法律实体可以被强制解散。这些相关罪行包括刑法中的故意或者过失杀人、造成他人身体或者心理伤害,危及他人安全,侵犯个人自由,违背人类尊严等罪行;公共健康法中的非法行医或开设药房的罪行;消费法中的误导性广告、欺诈或造假罪行。解散程序在大审法院应检察官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启动。

第2条至16条分别对第1条中列举的罪行进行了重申和修订,有的只是词语上的修改,更多的则是加重了法律实体及其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比如刑法132-13条最后一款中的“不少于10万法郎的罚金”修改为“至少10万法郎的罚金”。《非营利性组织法》(theActof1July1901)第8条中有关协会合同的处罚由“一年监禁和3万法郎罚金”提高到“三年监禁和3万法郎罚金”。

第17条以修订案的方式对刑法434-43条进行了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法律实体在解散后未经允许自行重建或者继续实施犯罪的,将会对负责人处于3年监禁和30万法郎的罚金;如果法律实体因多次犯罪被解散,或者具有因犯罪被强制解散的前科,将对其负责人处以5年监禁和50万法郎罚金。第19条规定了邪教针对青年人群体进行宣传、招募的处罚规定。

第20条以修订案的方式在刑法223-15之后补充规定了一个新的法律条款(罪名),即“利用无知和弱势人群的信任进行欺诈”,实施该种行为将被处以3年监禁和250万法郎的处罚,如果实施欺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维持或者利用对其内部成员的生理或者心理上征服”,将被处以5年监禁和500万法郎的处罚。补充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或者那些基于年龄、疾病、身体或者心理疾病而容易被邪教蛊惑受骗的人群。

第22条赋予公益组织和被害群众及其家人向邪教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第23条是对程序法条文的一些修改,第24条规定了该法适用的地域范围。

在2000年通过反邪教法律草案时曾增设了“精神控制”的罪行,但是在2001年该法案再次接受审议时,遭到法国宗教界和人权组织的反对,被认为“精神欺骗和操纵从科学的角度讲具有主观臆断性,在法律上难以把握”。因而立法委员会最终决定以“利用无知和弱势人群的信任进行欺诈”取代“精神控制”,并将“利用”进一步界定为“反复施加重大压力或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变一个人的判断力,致使他采取具有严重危害的行动”。

法国反邪教法全文未直接涉及邪教问题,并且大都是对现有法律(比如刑法、消费法)中已有罪名的重申和修订。即便没有该部反邪教法,法国根据现有法律仍旧可以处理邪教的犯罪问题。但正如欧洲人权理事会在回复反对人士的意见时指出的那样,政府有义务确保任何社团的活动符合民主社会的原则,特别是欧洲人权公约第9条的规定,“该法案的大部分内容只是重申了法国刑法、消费法、公共健康法以及新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已有规定,正如我们看到的,到目前为止这些法律规定符合了欧洲人权公约的价值目标。因此,即便根据现有分散的法律同样可以实现欧洲人权公约的价值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有理由阻止法国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来集中实现这一目标。”

三、法国反邪教法的适用对象

法国反邪教法的法文名称为 Loi n 2001-504 du 12 juin 2001 tendantàrenforcer la prévention et la répression des mouvements sectaires portant attaint aux droits de l'homme et aux libertés fondamentales,欧美学者将其译为 Law number 2001-504 of June 12, 2001 intended to reinforce the prevention and repression of sectarian movements that infringe on human rights and on fundamental freedoms。根据名称,该法制定的目的是针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sectarian movements (mouvements sectaires)”。21 世纪大英汉字典将 sect 解释为派别、宗派、党派、教派、(哲学)学派等,另外网络上将 sect 解释为邪教。由于文化的差异,想十分精确地理解 sect(sectaires)在该法名称中的含义并非易事,但如何理解 sect 对认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并非十分重要。因为名称固然是法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法律名称本身并没有创设权利和义务。虽然我们可以根据名称来解释一部法律的立法目的,但在进行法律裁定时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律正文而非名称,对法律名称的解释也绝不能与法律正文相冲突,根据法律的正文更能准确地理解其适用对象。

该法全文并未对邪教进行界定,也无法通过该法获得认定邪教的标准。或许正如法国议会有关人士解释的那样,该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所有法律实体的行为能够与民主社会的原则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相一致,并非想对宗教和邪教进行详细的区分。该法第1条、19条、20条和22条规定,“任何法律实体,不论其组织形式或者宗旨,只要其从事活动的目的或者实际效果是实现、维持或者利用对其内部成员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征服,法律实体自身或者他的负责人从事了本法涉及的罪行,将可以被强制解散”。可知该法的适用对象从广义上讲并非局限于邪教,而是适用于所有从事对其内部成员生理或心理征服的法律实体。

根据该法的适用对象,将该法简单翻译成《反邪教法》似乎并不恰当,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法对适用对象的概括性描述造成了邪教、黑社会、恐怖组织的混淆。虽然该法并未明确邪教的定义和特征,但1995年法国议会邪教问题委员会就已经提出了认定邪教的十大标准,包括邪教对人的危害:(1)造成信徒精神不安定;(2)对信徒有违法的金钱要求;(3)诱使信徒与其成长的环境隔绝;(4)对身体健康的侵害;(5)强制儿童信教;邪教对社会的危害;(6)发表敌视社会的说教;(7)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活动;(8)引起较多的诉讼争端;(9)脱离传统的经济流通体系;(10)显示出介入国家权力的野心。该法在实际适用中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法律实体,主要是针对具有以上10个邪教特征的邪教组织,通过司法实践使该部法律的适用对象具体化,也使邪教的治理与黑社会、恐怖组织等区分开来。

四、法国反邪教法的特点

法国反邪教法虽然只有24条,且内容多是对已有法律的重申和修订,并无多少新的规定,但相对于传统的成文法而言该法仍旧具有四个鲜明特点:

(一)无明确的邪教概念

一般认为,反邪教法应当有明确的邪教概念和特征,如此才能确定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法国的反邪教法自身未对邪教进行概念界定,也未明确援引认定邪教的相关法律或者规定。从该法的规定看,该法并非仅仅针对邪教,而是适用于所有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法律实体。认定邪教本身就很困难,并且容易被认为是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干预,因此法国政府制定反邪教法时,在行文表述上相当谨慎,尽量避免政府出现干预宗教自由的形象。即便如此,法国的反邪教法一出台仍引起轩然大波。法国反邪教法如此笼统的规定,看似未能将邪教与宗教、极端组织严格区分开来,但实质上却达到了很好地治理邪教的目的,同时也向世人表明法国的反邪教立法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基本权利。

(二)对邪教的严厉处罚

法国反邪教法用了14个法条对已有的罪名进行重申和修订,不仅将这些罪行的责任主体由个人扩大到邪教组织,而且加重了处罚力度。在严厉惩罚邪教负责人的同时,从经济上摧毁邪教赖以存在的基础,防止邪教死灰复燃。该法唯一一处创设的刑罚——利用无知和弱势人群的信任进行欺诈——虽然立法者声称该罪设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或者因年龄、疾病等原因而自我意识欠缺、易受欺骗受害的人群,但该罪设置的真正目的就是针对邪教组织,因为邪教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利用信徒的无知和软弱而实施欺骗、恐吓,从而达到对信徒的精神控制和实施犯罪。该罪第二档刑规定如果实施欺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维持或者利用对其内部成员的生理或者心理上征服”,组织负责人将被从重处罚,处以5年监禁和500万法郎的处罚。这些严厉的处罚规定足见法国政府铲除邪教的用心和决心。

(三)对邪教信徒精神损害的救助

与其他法律只对物质损害救济不同,法国反邪教法将精神损害也纳入了保护范围。该法第22条规定,社会公益组织和邪教成员家属可以就精神损害和心理伤害对邪教提出诉讼。据法国国民议会邪教问题专家鲁迪?萨莱斯分析,当一个人中邪教毒害的时候,其精神状态、心理状态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教主控制,更不可能有明确的真心的愿望,由家属或社会团体提出起诉合乎逻辑,这为深受邪教毒害不能自拔而失去起诉能力的受害者提供了人权保障和法律支持。邪教对信徒控制的基本手段是精神控制,通过精神控制瓦解信徒的个人认识,在信徒中建立一种无能感、恐惧和依赖性,从而使信徒依赖于教主和邪教,成为邪教的工具。信徒的精神被邪教牢固地禁锢在一定的框框、范围之内无法突破,即便脱离邪教后仍旧不能摆脱邪教精神控制留下的影响。法国反邪教法将信徒列为被害人,支持其向邪教及其教主提起诉讼,不仅实现了对邪教信徒的救助,也鼓励了民间反邪教力量的发展,提高了邪教治理的实际效果。

(四)对邪教依法强制解散

法国反邪教法的一大亮点是规定了对邪教的民事解散,这也成为法国治理邪教的撒手锏。该法同时规定邪教解散后,如果未经允许重建或者继续犯罪将会对负责人单独另处3年监禁和30万法郎的罚金,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5年监禁和50万法郎罚金,如此规定保证了邪教治理工作的连续性。该法出台之前,法国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解散邪教,该法的意义在于将这种解散程序司法化,更加体现人权保障和现代社会法治的要求。该法第1条第5款规定,邪教的解散程序由大审法院根据共和国检察官或者利益相关人的申请启动,相关申请的记录、调查、听证和决定都必须在法定的时间内作出。虽然该法规定对邪教及其负责人的处罚是“必须”的(shallbeincurred),但对邪教的解散却是“可能”的(maybedissolved),是否解散由法官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自由裁量。如此灵活规定,可以避免因强制解散某些教派而引发诸如信仰自由、宗教迫害等社会问题。

五、对我国反邪教立法的启示

治理邪教需要以法律为保障,但对邪教的认定会涉及对宗教的界定,而界定宗教,又需要对宗教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一般认为,对邪教进行概念界定,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邪教除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外,其他特征与正常宗教并无本质区别,如果借用宗教的概念和特征来定义邪教,很容易造成宗教与邪教的混淆和外延上的重叠。随着邪教研究的深入,邪教具有宗教属性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更多的研究人员愿意将邪教视为宗教的一个极端分支而非对等主体。法国反邪教法在立法模式和立法后的社会影响都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反邪教立法应注意或实现以下问题。

(一)应采用灵活的立法模式

通过立法治理邪教,容易引发误解和争议,世界上通过专门立法治理邪教的国家很少。一方面,因为是否属于邪教具有相对性。比如基督教创办初期曾被罗马帝国视为邪教,并受到残酷的镇压,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基督教一跃成为国教,基督教便开始视其他宗教为邪教。判断一个教派是否属于邪教,目前并没有科学的标准,对于一些新兴教派,如果仅凭信奉对象、修炼内容轻言其为邪教则肯定不当,如果因有犯罪行为便将其视为邪教也明显不合理。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对教派进行管控,很容易造成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干预,不仅与本国宪法、国际人权公约相悖,还容易在国内外引起非议。因此,我国的反邪教立法应当采取灵活的立法模式,避免引发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的反邪教法名称中不宜出现“邪教”二字,法律名称可用《宗教法人法》、《宗教组织权益保护法》等等,法律正文中也无需对“邪教”进行概念界定,也不宜创设“组织、领导、参加邪教组织罪”等罪名。对邪教的处罚可以援引和修订现有刑法中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杀人、强奸、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也可以另外创设适用于所有教派组织的罪名,但不宜将罪名仅仅指向邪教。法律正文可以包括教派的登记备案、国家对合法教派活动的保护、教派非法犯罪活动的处罚、政府的反邪教责任等内容。通过登记备案一方面便于国家支持合法、正常宗教的成立和发展,另一方面便于政府掌握国内邪教的数量和发展态势。对于未经登记而从事宗教活动的组织,应一律给予解散并对教派负责人进行处罚。依法登记成立的教派,其自身或者其负责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在对教派组织和负责人处罚的同时,可以对教派组织一并强制解散。

(二)突出政府的责任

邪教的蔓延除了邪教自身的欺骗、迷惑性外,还跟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发展情况、社会保障完善程度紧密相连。我国反邪教法应设专章规定政府在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责任,借此一方面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实现从根本上对邪教的标本兼治。政府应通过免费开放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公益设施,不定期地开展科学下乡、进社区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和充实群众的科学头脑,不为邪教的渗入留下半点空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民群众抗风险能力,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政府的信心,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贫困落后)。

(三)鼓励民间反邪教力量的发展

民间反邪教力量的发展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好处:其一,邪教根植于民间,邪教的根除必须有民间力量的参与。人民群众参与反邪教,一方面可以通过群众自身的教育,提高对邪教的辨识能力,压缩邪教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群众参与能够更好地对邪教进行监督,及时掌握邪教的动向和犯罪情况,使邪教的治理更加及时有效。其二,信教群众及其家人深受邪教之害,国家鼓励群众参与反邪教工作,不仅能更好地保护受害群众的合法利益,由受害群众现身说法,更能揭露邪教的荒诞与丑恶,避免别有用心之人将政府的反邪教工作视为政治迫害。我国反邪教法中应当有鼓励民众参与反邪教工作的规定,鼓励民间反邪教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为民间反邪教社团、网站、教育机构的设立提供便利,发展与民间反邪教力量的联系,通过民间反邪教团体长期开展反邪教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四)对信教群众进行救助

邪教精神控制使大量信教群众即便脱离邪教后,学习、生活仍旧长时间地受到邪教的影响,邪教治理不仅表现在对邪教组织的取缔,更表现在对邪教思想的根除。如何帮助脱教群众回归社会,避免邪教的死灰复燃,也应当是我国反邪教法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法律应当将信教群众视为受害人,支持他们和家人向邪教和邪教负责人提起诉讼,要求追究他们的刑事、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成立专门的教育、康复中心,邀请心理学专家、科普专家对脱教群众进行心理干预和科学知识普及(非强制性),引导脱教群众认清邪教的本质和危害,从根本上让脱教群众脱离邪教。

六、总结

反邪教工作因其政治敏感性而容易引发各方关注,在制定反邪教法律时必须采取灵活、谨慎的立法方式,避免出现政府干预宗教信仰自由和实施政治迫害的形象。我国的反邪教法也无需直接涉及邪教问题,通过适用对象的宽泛化规定而将邪教涵括在内同样可以达到治理邪教的目的。通过反邪教立法,不仅要使我国的邪教治理更加的法治化和程序化,也要充分表达政府治理邪教是为了维护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目的和初衷。

 

发布时间:2019/7/9 13:44:00,来源: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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