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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解讀:王岐山薦書《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封面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時,向與會專家推薦了法國曆史學家、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

這本書也因此備受關注。《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曆史學家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譯本在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馮棠譯,桂玉芳和張芝聯校。。

就《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思想內容、價值與對當代中國的啓示,本報專訪了已故張芝聯先生的弟子、北大曆史系主任、我國著名法國史專家高毅教授。

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的民主

記者:《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的最後一本書,這本書在托克維爾個人思想史上和法國思想史上具有什麽樣的地位?

高毅:托克維爾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分別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1848年革命後不久即寫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時托氏已去世34年)和《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年)。

一個中心問題意識貫穿了托氏的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對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這個時代潮流,或者說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現代社會保障個人的自由。《論美國的民主》探討的是在他看來是相當成功的美國經驗,然而這種經驗在舊大陸卻也相當難以推行他關于自己親曆的1848年革命的《回憶錄》,其實就昭示了在歐洲(首先是在法國)建立這種美國式民主的艱難。他悲觀失望,也氣急敗壞,《回憶錄》中于是不乏對當時政壇名人的苛評,以至于該書只能在他辭世多年後才得以問世。至于《舊制度與大革命》,其實就是托氏對1848年法國民主政治失敗的曆史原因的一種追根尋源的考察。

《舊制度與大革命》主要討論的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國革命那種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實際上托氏想說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實踐,體現了一種爲追求社會平等而不惜犧牲個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這種政治文化恰恰是從革命前的“舊制度”政治文化中蛻變出來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內在聯系,開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條新的思路:它試圖在事實與思想、曆史與曆史哲學相結合的基礎上,回答如下幾個主要問題:爲什麽革命在法國比在其他歐洲國家更早發生?爲什麽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時期,這種繁榮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爲什麽法國人民比其他歐洲國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權?爲什麽在18世紀法國文人成爲國家的主要政治人物?爲什麽說中央集權體制並非大革命的創造,而是舊制度的體制?等等。

這本書的學術性很強,雖然語言很平實,像是一種娓娓道來的聊天,但要讀懂它還是需要有點世界近代史、法國革命史的知識准備;而且它微言大義,內涵極深,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收獲,因而要讀很多遍才行,僅“看一下”是不夠的。

記者:爲什麽在英、美、法三國的革命中,只有法國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稱爲“舊制度”,也只有法國革命才被稱爲“大革命”?

高毅:這是由法國社會特殊的社會曆史條件決定的。較之革命時代的英國和美國,革命時代的法國不僅階級矛盾太尖銳,或者說社會不平等的狀況太嚴重,而且經過啓蒙運動的洗禮,社會各界已普遍産生了徹底糾正這種不平等狀態的強烈渴望。

簡單說來,英國1066年才進入封建社會,封建貴族的勢力發展不夠充分。美國原本只是一些英國的殖民地,其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根本不存在什麽貴族勢力。而法國就大不一樣了。法國在中世紀就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國家,貴族勢力特別浩大,封建割據的狀態極爲嚴重。當時法國的大貴族,都是獨霸一方的封建主,財大氣粗,豢養了自己的軍隊,能和國王分庭抗禮。這種驕橫的貴族也只承認暴力的邏輯,從來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來和王權作鬥爭。這樣就導致法國始終沒能出現像英國1215年《自由大憲章》那樣的約束王權的法律文件,因此沒有能夠培養出自由主義的法治傳統。這種情況下法國國家統一的任務也只能由國王用秦王掃六合的暴力征服方式來完成了。這種暴力征服之後形成的法國的絕對王權,也由此成爲歐洲最典型、專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特別強大的法國王權,很自然地會成爲傳統的貴族特權的有力保障,從而爲後來法國革命增添了許多困難。

革命前的法國的社會結構,被劃分爲三個等級。這三個等級實際上也就是兩個等級,一個是特權等級,一個是非特權等級。特權等級就是第一、第二等級,教士和貴族,無權無勢的人就是第三等級,也就是平民等級了。特權等級,位高權重,在法國中世紀它享有各種優惠,不僅基本上壟斷了法國的政府、軍隊和教會的高級職位,還擁有極龐大的土地財産,而且他們還不用怎麽納稅。

可是,到了18世紀末這個時候,法國貴族還想在中世紀那樣維護他們的特權已經行不通了,因爲時代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法國的平民等級,尤其是平民的上層資産階級,在經濟實力上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已經有能力向貴族等級、貴族特權說“不”了。如此一來,一場異常激進的革命也就在所難免。而人民大衆一旦被動員起來、被推上了政治舞台,這個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國大革命成爲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如何看待和評價法國大革命

記者:出身貴族的托克維爾是如何看待法國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維爾是19世紀最聰明的法國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曆史學家。他出身貴族(文官型的“穿袍貴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難,但仍能對大革命持客觀、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態度,因爲他深切認識到,自啓蒙運動、美國革命以來,王公貴族的獨占統治再也難以爲繼,民主已經是不可抗拒的曆史大潮,法國大革命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必然要發生的一個事件,具有不容否認的曆史必然性和正當性。

但作爲自由主義者,托克維爾內心深處最珍視的還是“自由”的價值,並且終其一生,他都對民主政治對平等的重視有可能導致對自由的侵害,有一種深深的隱憂。這一點早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就有所體現:一方面,他承認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擔心,民主政治強調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

他在《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衆。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

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間,托克維爾當然更認同美國革命,因爲他感到美國革命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數的暴政,而法國革命在這方面則完全失敗了。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他就明確表達了他對法國大革命的這種失望情緒,認爲法國大革命沒有處理好自由與民主(平等)的關系。在他看來,大革命本來是要建立一種能夠保障個人自由的平等社會的,而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自由,卻甘當獨裁者拿破侖統治下的“平等的奴隸”。

記者:作爲我國研究法國史的著名學者,您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

高毅:盡管法國大革命開啓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國革命並沒有爲我們提供一個實現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爲什麽?就是因爲他們的革命太激進了。法國大革命充斥著一種平等主義的夢幻,還有一種“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實現“人盡舜堯”的道德狂想。同時,強勁的貴族社會傳統還使法蘭西民族養成了崇尚暴力的習慣,結果這個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覺不自覺地總要訴諸專制的、專橫的暴力手段,最終導致了其民主實驗的流産。法國大革命的確一貫地帶有某種和現代民主格格不入的專制主義氣質,不是搞“議會專制”,就是搞“群衆專制”,後來還滑向了拿破侖的個人獨裁。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法國革命的這種激進性也有一個不容抹煞的曆史功績,那就是通過對平等價值的執著追求,大革命不僅徹底搗毀了法國那種特別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從而爲人民主權在法國的實現開辟了道路,同時它還在世界曆史的層面上,做出了一項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貢獻,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揚了人民民主的正當性。這正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這種“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爲什麽人們公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也就是開創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國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這裏。

由此看來英美式革命和法國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處。英美式革命的短處在于,它片面地倡揚了自由的價值,而法國式革命的短處則在于它過于迷戀平等的價值。因此,這兩種革命的經驗實際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也許只有將兩者的思想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建成比較健康的現代民主政治。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現實意義

記者:您認爲,《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對我們今天有哪些啓發意義?

高毅:就中國當下的形勢和問題而言,《舊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爲我們提供這樣幾點啓示:

第一,舊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統治者的腐敗,只是在舊制度末期的時代條件下,這種腐敗沒有帶來經濟的凋敝,相反卻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因爲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專門從事生産活動的被統治者即第三等級創造財富的效能的增長),然而也正是這種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腐敗的舊制度下的經濟繁榮就這樣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舊制度統治者的腐敗,主要表現爲貴族階級的沒落這個中世紀以來的社會統治階級,此時已隨著王朝集權(絕對王權)的發展失去了它過去的社會管理職能,脫離了人民,卻仍保持著種種令人憎惡的特權(主要是免稅特權)和占據著高官顯爵的尊崇地位,而且還越來越頑固地維護之,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個舊制度的頑症,而這也正是引發法國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國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風,很大程度上緣起于其間法國特有的“文學政治”即一幫在舊制度下沒有政治自由也沒有政治經驗的文人掌握了權柄,這些人無知無畏,勇于標新立異,也“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應歸結爲舊制度言論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維爾的原話來說,就是“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爲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本報記者王爾德北京報道)

 

發布時間:2013/2/5 5:18:00,來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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