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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邪教犯罪的法律惩治历史

 

人本网艺术鉴赏

“邪教”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晚,但是与当代“邪教”范畴相似的行为和活动早已有之,历朝古籍中多以“左道”、“造畜蛊毒厌魅”、“造妖书妖言”等罪名定罪量刑。“邪教”最早记录是唐高祖时期“废省佛僧表”中的“胡佛邪教,退还天竺”,此定义更近似于“活动”;而真正全面开始使用“邪教”一词是在清朝,并在各规范文件中频繁使用。

中国古代均没有单独制定邪教犯罪的法律,通常是遇到某个具体事件时,才根据其侵犯的客体予以定罪处罚。历朝对待邪教犯罪的态度大致相似,只是有宽严之分。

一、各主要历史时期邪教犯罪的法律惩治

(一)秦汉时期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曾以“为妖言以乱黔首”坑杀四百六十余人。

在汉代,“左道”的范围大致有制作妖言妖书、诅咒等,而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法令对其进行惩罚。西汉《礼记·王制》中“执左道以乱政,杀”,即用邪道扰乱政令的人,杀掉。同时,汉朝还在公元前187年颁布了除妖言令。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邪教犯罪分为“左道”之罪和“妖言”犯罪。“左道”之罪一般是指造畜蛊毒厌魅罪以及诅咒罪;而“妖言”犯罪则包括制造、传播、私有妖书妖言和妄言异相、天分罪。

《唐律疏议·贼盗律》中就有对“造传妖书妖言”的具体规定。“造传妖书”是指通过文字制造、传播异端思想的不法行为,即《疏议》所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造传妖言”是指制造、散布虚妄恐怖信息,意图扰乱社会安宁秩序的行为。

对于妄言异相、天分罪则是指妄言自己或他人有居九五,君临天下之征兆。但若“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往往以妖言罪予以惩罚。

在隋唐历史上,单纯意义上的邪教犯罪行为并不多见,其常与诈伪、反逆等犯罪行为相互关联。因此,也常常结合个案犯罪事实进行定罪处罚。

(三)元代

元代有关邪教犯罪规定的法律主要有《大元通制》和《元典章》。对于利用邪教蛊惑民众,制造社会混乱甚至企图推翻政权的,以谋反罪论处;对于妖言惑众,毁坏宗庙、山陵、宫阙等与皇族相关的特定建筑物的,以谋大逆罪处罚。在元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谋反罪”和“谋大逆罪”始终是在政治上对邪教组织进行刑事惩罚的重要法律规定。

为遏制邪教,稳定社会秩序,元代在法律上也作出多项规定,如严格划分日夜生活秩序、禁止聚众作会、禁止民间祈赛神社性质的活动、禁止伪造经文等等。而对于“不道”犯罪和巫术犯罪,元代完全承袭了唐律的规定,即以“左道”之罪和“妖言”犯罪进行刑事处罚。

(四)明代

《大明律》是明代的主要法典,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对于惩治邪教犯罪的法律规范也颇为严密,针对具体的犯罪行为,一般以“谋反大逆”罪、“造妖书妖言”罪和“师巫邪术”罪进行处罚。

1.“谋反大逆”罪

由于邪教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往往成为民间反抗皇权、政府、进行叛乱的工作。明代对于邪教组织往往以《刑律》中最严厉的“谋反大逆”律加以惩治,犯罪者可能会被判以凌迟、连坐等残忍刑罚。

2.“造妖书妖言”罪

“妖书妖言”罪始创于秦朝,几经废存后,在隋唐时期被进一步细化,而明代继承了前代在这方面的规定,《大明律》修订时,加入了“造妖书妖言”罪。但此项罪名上,明代的刑罚最为严厉。相对隋唐时期的绞刑,明代是以斩刑予以处罚。在中国古代刑罚中,斩刑比绞刑更为严厉。且隋唐时期对惑众者与未惑众者予以区分,只有惑众者才适用绞刑,但明代则不予区分一律皆斩。对邪教惩罚的加重,是明代重典治理乱世思想的一大体现。

3.“师巫邪术”罪

“师巫邪术”罪是明代新设立的罪名,其内容主要是禁止白莲社、白云宗、明尊教等组织,并且对从犯的惩罚也进行了详细规定。“师巫邪术”罪与“造妖书妖言”罪在蛊惑群众这一犯罪构成上相同,但“造妖书妖言”罪重在惩治利用异端邪说,即教义与文字、思想煽惑民众的行为,而“师巫邪术”罪则重在惩治利用各种“左道异端”之术——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等,煽惑人的行为。

(五)清代

到了清代,法律引入了“邪教”这一术语,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邪教”一词正式刊载在官方文书,当时谕令中出现“凡左道惑众”,“踵行邪教”,“加等治罪”的规定。后来将白阳教、白莲教、八卦教等171个教派称为“邪教”,使“邪教”成为有专门所指和固定内涵的法律术语。并且,法律明确规定“兴立邪教”和传习白阳、白莲等邪教的治罪条款,这使法律上邪教犯罪的构成要件和行为特征更为直观和明晰,为有效打击邪教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清政府不但把邪教组织所从事的各类活动认定为犯罪,还明确将兴立邪教、传习邪教这些行为本身认定为犯罪。乾隆时,设“兴立邪教罪”为“十恶之首”,灭九族之罪。此举意味着凡是从事与邪教有关的一切行为,都是犯罪,将受到刑事处罚,这实际上将邪教犯罪化了。扩张了刑罚干预和惩禁的范围,使刑罚的触须无所限制地延伸到了有关邪教的一切领域,包括行为和纯粹思想领域,这是清代惩禁邪教犯罪法律最大的变化和特点。

二、当代邪教犯罪的法律惩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邪教问题,对处理邪教问题制定了基本政策,即对绝大多数受骗上当的群众,要千方百计地团结、教育、挽救;对极少数邪教头目和骨干,要依法严厉打击。由于邪教问题具有复杂性,对邪教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邪教的治理工作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邪教犯罪仍没有一个单独的罪名予以定性。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才规定了邪教罪名,并将邪教犯罪列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现行《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视情节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根据2017年2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构成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需符合的构成要件有:在客观方面,行为人组织发起、利用了邪教组织;实施了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而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应是十六周岁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且具有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故意的自然人。

当代法律对邪教的惩治原则,也是植根于传统中的邪教治理理念,虽然随着时代变迁有所改变,但并不会完全脱离传统所缔造出的发展轨迹。

回顾我国邪教犯罪的法律惩治历史,国家和民众对邪教的问题逐步深入和完整,对邪教治理的原则和机制也日渐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反邪教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也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法律控制虽然严密精良,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邪教的扩张和蔓延。当前邪教势力依然顽固和嚣张,邪教孽生蔓延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防范治理和彻底铲除依然是场长期复杂的斗争。仍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反邪教宣传,完善邪教防范体系,健全邪教治理机制,采取综合性和多方位的措施手段,真正实现对邪教的有效控制。

 

发布时间:2020/4/15 12:16:00,来源:中山反邪教新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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