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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学智慧助力世界和平

杨朝明

 

人本网艺术鉴赏

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面向21世纪”的国际会议上,有西方学者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致力于社会和谐、天下大同。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减少纷争、消弭战乱,需要借鉴中国儒学智慧。

“和而不同”与相互尊重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是讲君子的境界。君子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却不会简单苟同附和;小人则相反,往往苟同附和,却未必能与人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君子不会相互勾结、党同伐异,不会不辨是非、丧失原则。

中国文化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释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体体现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和而不同,以礼节和,关键在于“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人们循理而动,才能和谐。显而易见,和平与和谐需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团结。然而,由于对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还充斥着猜疑甚至敌意,有的则不顾及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则,以自身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他国、敌视其他民族。和平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之上,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经济下滑,尤其需要国家间的互助与协作,各国政府和民族之间应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关键是要遵道而行、循礼而动。世界上最根本的理,在于“爱”“敬”二字。儒家重视孝悌,正是视爱与敬为“政之本”。孔子主张“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汉代亦有“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的说法。西方有博爱精神、神圣观念,与中国儒学的仁爱精神、敬畏观念殊途同归,世界各国与各民族只有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异,真正发扬“爱与敬”的文化精神,才能为世界和平奠基。

“推己及人”与互相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人为本,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社会的人,就应该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这也是儒家思想学说的精髓与根本。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称这个“一”贯之道无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国,“一”意味着整体思维。人们认为世界原初状态是“太一”,现实世界由“太一”化生而来。孔子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处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必须有“一”的思维。现实世界有数不尽的两两相对的关系,要有“一体”思维、“整体”的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则要遵从“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换位思考。中国圣王之道无非“忠恕”而已,“忠”是人们修养的基础,“恕”是为人处世的境界。修己使个人庄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顿百姓,这是极高的境界。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安百姓,和天下,这是和谐世界的需要。“忠恕违道不远”,人若做到“忠恕”,距离“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人人可为,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人们好像不难孝亲,却未必能将这种“亲亲”之心推衍放大。人能“亲亲”,才有可能“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够“泛爱众”,让世界充满爱!儒家特别看重“忠恕”的修养方式,以之为“絜矩之道”,称之为“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世界知名学者孔汉思说,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两个伦理框架,一个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第二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人如能正身修己,尊重包容,以忠恕之道勉力而行,并将这种修养方式由人与人,推至国与国,扩于民族、宗教、文明之间,世界大同理想就不难实现。

“天下为公”与共同发展

孔子“述而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他希望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希望人们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各尽所能,相互关心。他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希望人们都按照“社会人”要求修养自身。这是2500年前孔子儒家所发出的强音。

天下为公,意味着和谐相处,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所谓“背私为公”,“公”指的是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儒家讲求“角色伦理”,要求人们各正其名,安其分,尽其力。唐代有人云“心苟至公,人将大同”,明末思想家有言“天下非一姓之私”,提出了“公天下”主张,还把它凝聚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天下为公”是中国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核心。

中国先民认知世界,乃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这样的概念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人们理解到“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从而强调人际之间、邦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合作共赢。

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简单的,但其中蕴含着比人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孔子思想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早在1843年,美国的艾默生得到中国的四书译本后细心研读,从而对孔子产生了仰慕之情,他认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具有入世精神,又能自拔于流俗。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则认为,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中国。他强调,人们一定要珍视这个传统,这些价值观不只中国人民需要,全世界也需要。

中华文化追求“王道行天下”,王道政治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孔子谈“王天下之言”,孟子言“王”“霸”之别。霸道,依靠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从。王道,以德行仁,使人心悦诚服。思维标识价值取向,决定行动走向,中华传统将荣誉与责任看得更高,兼顾多方利益。“天下为公”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致力倡导和追求的“王道”,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遗产”。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思想根源。

(作者:杨朝明,系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

 

发布时间:2020/11/16 9:38:00,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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