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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除时疫”:道教的医文化

盖建民

 

人本网艺术鉴赏

瘟疫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威胁,在我国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中,道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汉魏年间瘟疫频发,道教正是伴随着瘟疫防治的活动而产生、发展的,可以说瘟疫是道教产生并发展的一个直接催化因素,道教也因此留下了驱瘟断疫、济世度人的传统。伴随着道士对时疫的攘除,道教医学得以孕育而生。

早期道教的“以医传教”

早期的一些道派,如东汉顺帝、桓帝之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都采用了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方法,诸如“符水咒说”“跪拜首过”为下层贫民医治疾患,并以此作为重要的传教手段。

《三国志》《后汉书》记载:“张陵客蜀,学道鹤鸣山,造作符书。”张陵所学之道,是巴蜀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巫鬼道术,张陵以此作为传教手段,五斗米道也因此被人称为米巫、鬼道。

张陵的五斗米道,后来为张修、张鲁等人所沿袭,并加以改进。由于迎合了下层贫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理需要,五斗米道获得了巨大成功。“百姓安然奉事之以为师”“竞共事之”,纷纷入道。

大约与五斗米道创立的同一时期,早期道教的另一大派太平道也在民间兴起。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极为相似,也是使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后汉书》卷七十一载:“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本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念,百姓信向之。”病人经过“医治”后,如果病情缓解好转,就声称信道而得愈;反之,病情迁延不愈,则归罪于不信道。

“攘除时疫”的道医文化

当然,早期道教在采用“符水”“咒说”“祝文”等宗教式的精神和心理疗法时,也大量应用了汤药、民间验方及针刺、熨烙等医疗方法。《太平经》有诸多这方面的记载,其中“灸刺诀”一卷中就详细记录并讨论了当时民间医术中常用的灸刺疗法。

《太平经》中还有大量用动植物药物、方剂来治疗疾病的记载:“草木有德有道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各跂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为出,以此侯之,万不失一也。”

从上述记载也可以看出,早期道教医学已认识到各种药物,包括单味药和配伍方剂,其药效有高低之分,并冠以帝王、大臣、人民或天神、地精、人精和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或帝王方、王侯方、大臣方来区分,标明各自药效的高低。

同时,《太平经》中反复强调治病用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开处方、用药十分审慎,表现出道教医学对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医风、医德精神。

早期道教以医教的特点在魏晋时期流传,在几个小道派如李家道、杜子恭道、清水道中也有所反映。

东晋道医葛洪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在其所著《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对伤寒、痢疾、时行、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尸注(结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医学创见。例如,葛洪对天花的流行及发病症状的描述,是世界医学史上公认的最早记载,比阿拉伯地区的医生对天花的描述早了500年。

关于结核性传染病肺结核,葛洪已认识到这类病有极强的传染性,称之为“尸注”或“鬼注”。他明确指出患肺痨病的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因此告诫人们一旦患上此疾,应当及时隔离治疗。后世道教医家普遍重视对这类“尸注”“鬼注”病的治疗,由此也创制了不少疗治“尸注”“鬼注”的方剂。

葛洪关于沙虱病(也叫“盖虫病”)的认识也比日本的同类记载早了1000多年。1930年,日本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证实,正是葛洪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志蝴将寄生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了这种急性传染病。

上世纪70年代,我国集中了以中医为主的研究人员攻克疟疾,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并且造福全人类的科研项目。研究人员从古代医学文献中筛选了大量治疟方,也包括葛洪《肘后备急方》所传治疟方。但是,研究人员按常规加热法提取药物成分,发现临床疗效均不理想。后来,研究人员从葛洪著述中得到启发,《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所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他们从“绞取汁”一句话中发现了古人用鲜药治病的玄机,因而采用了提取药物成分的新方法,即运用低温方法提取青蒿素成功,终于研制出比传统治疟良药奎宁更为有效的抗疟药物青蒿素。2011年,屠呦呦以“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获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又以“从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即身以治世宁”的道教“医世”说

翻检史册,每当社会瘟疫暴发,道教人士都积极参与救治,或是画符施咒、或是祈福禳灾,安抚人心,更以医学的方式来防治瘟疫,留下了丰富的瘟疫防治文献,总结了较为合理的瘟疫认识,形成了较独到的如隔离治疗的瘟疫防治方法,为我国历史上的瘟疫防治作出了贡献。

道教医学作为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治疗未病为特色,并且从其独特的生命观、疾病观出发,发展出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并传承至今。当然,限于历史和认知、科技发展水平,道教医学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研究道教医学,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弃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道教之教义,本不限于出世,而是以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和光同尘,随方设教。济世利人、服务社会人群历来是道教的优良传统。耸立在道教名山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是历史上道教助力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写照。“治世玄岳”为明朝嘉靖皇帝御笔所题,为古代武当山山门“玄岳门”石坊的俗称。嘉靖皇帝以“治世玄岳”昭示统治者以崇奉玄武的武当道教精神来治理天下。从汉代的《太平经》到清代闵一得所辑《古书隐楼藏书》,道教治世思想从早期救世说演进为“即身以治世”的医世说,并明确打出“医世为宗”的旗号,其所内含的纠治与调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之身心内外关系的理身治世“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

医世说系统阐发于清代闵一得所辑《古书隐楼藏书》中,其实质是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医世说的旨要在于“即身以治世宁”,即通过内炼外养,培养真元,先治其身,次治其心,“内则用以治身,外则用以治世”,达到“天都泰安”之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夷安靖”之社会有序稳定,“闾阎富庶”之民富国强的目标。

道法自然的行为原则,天人和谐的生态智慧,虚静恬淡、抱朴守真的精神境界,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的伦理精神,重人贵生、性命双修的养生思想,在今天,道教医世思想中所透射出的人文关怀和生态伦理精神,仍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发布时间:2020/8/10 9:59:00,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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