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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邪教治理对策的文献研究分析

苏湘子

 

人本网艺术鉴赏

邪教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与恐怖主义、黑社会、毒品并称为当代社会的四大“毒瘤”。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全世界邪教组织有3300多个,信徒近1亿人。美国因有1000多个邪教组织,被戏称为“邪教王国”;西欧和南欧的18个国家中,有1317个狂热教派;法国内政部情报司的调查表明,法国有邪教团体173个,其中的40多个具有危险性。我国自1995年以来,除了法轮功邪教以外,先后认定了21种邪教组织。因此,如何治理邪教,早已成为世界各国面对的一个社会课题,也必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深入探讨的学术研究课题。为了找出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邪教治理对策方面的特点及存在的一些疏漏,笔者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并作出些许分析,仅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自1994年到2015年公开发表的,篇名含“邪教”一词的文章有1408篇,篇名含“邪教组织”一词的文章有546篇,篇名含“邪教活动”一词的文章有416篇,篇名含“邪教治理”一词的文章有141篇,篇名含“邪教对策”一词的文章有43篇。同时,通过用Google Scholar 搜索关键词为“邪教治理 对策”发现,这方面的论文共有440篇,但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在内的只有29篇(共检索出33篇,却有4篇与邪教无关),一方面说明对各种邪教组织的治理对策研究已经引起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整体质量还是有待于提高。经过梳理发现,已有文献对邪教治理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角度对邪教问题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张纯琍《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全球化时代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1]分析了当代中国邪教文化背景,提出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应成为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许宏、张进《当代中国邪教问题的文化学分析》[2]指出邪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和传播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邪教的治理应重视文化对策的研究。牟岱 《关于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经验的对策》[3]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我国宣传治理邪教的经验成就必须依据国际惯例进行,建议采用西方学者观点,先通过媒体宣传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宗教,然后再指出邪教多是伪装的宗教,使公众正确树立一个信仰的道德标准。吴宁、逯纪美、冷桥勋等《我国转型期邪教的非理性基础探析》[4]则分析了痴迷邪教的心理根源,认为原有信仰的危机,欲望、情感、幻想的寄托,传统意志力的转移,群体无意识的激活,随机强化心理,选择性解释心理以及自我暗示心理是邪教的非理性基础;并有针对性地从非理性层面提出了治理邪教的相应对策。

(二)针对我国农村邪教滋生蔓延的原因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李小伟《农村邪教滋生蔓延的原因及治理对策》[5]、欧阳恩良、郑永华《目前我国农村邪教孳生蔓延的深层原因》[6]、郑承志《农村邪教组织的危害及其治理对策——以Z县打击“旷野窄门”为例》[7]等文章指出,邪教在农村的滋生蔓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国传统的多神信仰民俗,为异端邪说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二是中国传统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灾难信仰心态,使邪教的“劫变”观大行其道,并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邪教的煽动性和扩张力;三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了邪教以可乘之机;四是农民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是邪教在广大农村扎根与发展不可忽视的物质因素。治理农村邪教,一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二是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三是要不断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四是要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五是要坚持打防并重,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三)围绕法轮功邪教的心理、本质及其治理对策进行研究

刘援朝 《法轮功邪教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分析》[8]、《法轮功痴迷者心理障碍问题探析》[9]提出,法轮功邪教是社会问题、社会心理现象的一种表现,其社会心理因素包括改革开放出现的社会过渡性失衡、民族心理素质缺陷、信仰多元化导致的观念冲突和无序状态,治理邪教不但需要运用法律手段,还应该通过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等方法和途径教育群众,并采用心理干预、心理矫治等方法进行帮助和挽救。习云太《法轮功邪教的本质及治理对策》[10]则分析了法轮功邪教的主要特点和本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治理对策。蒋剑云《网络法轮功之治理对策》[11]主要分析了法轮功邪教的网络化手段,并研究提出,对当前网络法轮功必须采取打防并举之策,才能收标本兼治之功。

(四)从邪教违法犯罪的角度分析其性质、特点、趋势及其治理措施

吴明高《邪教违法犯罪活动的趋势及处置对策》[12]、何畅《邪教组织犯罪性质再论及预防治理措施》[13]提出,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具有顽固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区分邪教犯罪性质对认清邪教本质有巨大作用。邪教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方式与趋势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城市与乡村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治理邪教,必须建立健全情报信息汇总研判分析机制,提高预警能力;坚决依法取缔和摧毁邪教组织体系及地下活动网络;深入开展侦察控制工作;加强反邪教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除此之外,胡晓辉《打击邪教的误区及相应对策》[14]指出,在打击处理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中存在一些误区,诸如一些干部不具有相应的宗教知识,重视不够,实践中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公安工作有漏洞,片面强调打击法轮功而忽视了其他邪教等。我们应提高理论和执法水平,堵塞工作漏洞,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在综合治理邪教过程中,保护合法宗教活动,打击所有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从而净化社会环境。

(五)对当代中国邪教问题和当前反邪教工作进行研究,提出邪教治理相关对策

聂其良《当前我国邪教问题及反邪教工作研究》[15]、陈松涛《建国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回顾与反思》[16]、文国伟《当代中国反邪教对策论纲》[17]、吴东升《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治理对策》[18]、王玉昕《邪教的危害及治理对策》[19]、田在国《浅谈预防和治理邪教的对策》[20]、四川省“社会转型时期我国邪教现象及其治理对策研究”课题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邪教现象及其治理对策”研讨会综述》[21]、王宏选、张麦昌《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邪教问题治理》[22]、冯殿美《谈谈打击和防范邪教活动的对策》[23]等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演进过程,对其不足进行了反思,并针对当代中国的法轮功、主神教等10多个邪教的实际,借鉴国外反邪教的经验,提出当前我国治理邪教的相应对策建议。此外,江龙森《浅谈我国社区反对邪教的对策》[24]、谢睿萍《校园防范邪教渗透破坏对策研究--以湛江为例》[25]分别从社区和校园的角度,对邪教渗透破坏的现状、趋势、特点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上,我国使用的“邪教”一词常被称作“破坏性膜拜团体”,国外学界普遍使用英文“Destructive Cult”或者直接使用“Cult”,其更常见的作法是将“破坏性膜拜团体”纳入Alternative Religion(非正统宗教)的范畴之中进行考察。通过检索发现,篇名含有“Cult”(膜拜团体)一词的文章超过190万篇;篇名含有“destructive cult”(邪教,或破坏性膜拜团体)一词的文章超过16万篇;篇名含有“Anti-Cult”(反邪教)的期刊论文2230篇。经过梳理发现,国外已有文献对“Anti-Cult”(反邪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反邪教情况的研究。比如:Hardin B L. A comparison of anti-cult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C][26];Manabu W. Reactions to the Aum affair: The rise of the anti-cult movement in Japan[J][27];Kaplan J. The Anti-Cult Movement in America: An History of Culture Perspective[J][28];Introvigne M. Holy Mountains and Anti-Cult Ecology: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Aumist Religion in France[J][29]等,分别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了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邪教现状,以及从道德伦理方面的反邪教策略。

二是关于反邪教立法方面的研究。比如:Introvigne M. Moral panics and anti‐cult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J][30]。

三是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研究反邪教。比如:Chen N N. Healing sects and anti-cult campaigns[J][31]。

同时,笔者通过文献整理发现,西方关于“膜拜团体”(Cult)尤其是“破坏性膜拜团体”(Destructive Cult)的研究中,内容扩展到与邪教有关的宗教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等各个领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科分类”属于临床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领域,主要针对邪教人员进行心理学分析,并提出心理辅导和心理矫正的相关策略。由此看出,西方在对“膜拜团体”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心理学主动介入,并获得了不少的成绩,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三、研究结果分析

综上所述,应该承认,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邪教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正是这些难能可贵的研究为我们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邪教问题开阔了思路,奠定了基础。但是,不容否认,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第一、国内学术界因种种原因难以掌握或无法掌握邪教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多的只能是借鉴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邪教进行纯学理性的分析和探讨,研究带有突出的预设性特点,缺乏整体上的建构,浅层的、泛泛的描述比较多,专题性、实证性的研究很少,还有不少问题尚未有人涉足。

第二、西方一些著名邪教问题专家基于西方实际研究提出的某些观点,对于国内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邪教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但应注意的是,每个国家的邪教,包括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邪教,都有其独特的个性,都有其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而在目前的研究中,有的文章既不联系当代中国的国情来研究,也不结合当代中国邪教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对西方学者研究邪教的结论照搬照套,得出的结论牵强附会,甚至悖离实际情况。

第三、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和风险日益凸显,邪教组织的活动特点、活动方式、活动规律、发展趋势等都会发生很大的调整,因此治理邪教的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手段也都需要相应作出调整。

第四、由于区域不同,各地邪教的种类、人数及活动形式也有不同,治理邪教也势必要结合当地实际,结合工作实践,探索工作方法,找出工作规律,发现困难问题,研究解决办法。

 

发布时间:2015/7/19 9:09:00,来源: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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