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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莲宗到白莲教

 

人本网艺术鉴赏

白莲教萌芽于佛教异端白莲宗,白莲宗由南宋茅子元创立,所奉为慧远发端的弥陀净土信仰。

元代果满《庐山复教集》云:东晋太元六年,慧远率弟子至庐山立精舍修行,建寺东林,“同修净业,念佛为宗,十八贤为上首。乃种白莲花,以显佛性清净无染故,缔盟立誓,期生净邦,因名白莲社焉”。[41]慧远提倡的是“弥陀净土法门”,以“思专想寂”四字为念佛秘要玄观,宣称人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故慧远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

弥陀经典虚构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西方极乐世界,还绘制了一个理想的现实社会的图景。尽管当时其它佛教宗派也有类似的描绘,但他们却主张通过“苦修”“禁欲”“摄心”等法来成就佛果,净土宗则为普通民众开了方便之门。唐代善导最终确立了口称念佛之法,又叫“持名念佛”。以至有人说净土宗“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功少而得效速”,缺少文化、没有地位的下层民众深受影响,许多地方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景象,并在后世中国社会一直盛行不衰。

两宋之际,社会风习在佛教信仰领域大致有两种趋势,一是正统,一是异端。当时,佛堂念会极为普遍,不仅如此,佛教结社也极为盛行,如南宋杭州昭庆寺释省常立净行社,东山承天寺释本如立白莲社,霅川(今湖州)宝藏寺释齐玉立净土念佛会,松江超果寺释灵照立净土会等。但是这些佛会都是上层人士参与的的念佛会(文人学士加入其间,更兼有诗社性质)。这种佛教结社之风到元明时期也未稍减。如吴自牧叙述杭州佛事盛况:“奉佛老有上天竺光明会……其余白莲、行法、三坛等会,各有所分也。”[42]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众多百姓的终极目的,但他们不可能插足上层净业团社。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白云宗、白莲宗应世而出,它满足了下层民众信仰上的要求。北宋末,孔清觉创立佛教异端组织白云莱。据载:“白云莱者,徽宗大观间,西京宝应寺僧孔清觉居杭之白云庵,立四果、十地,造论数篇,教于流俗,亦曰十地莱。”[43]白云宗创立后曾遭到当局禁断,但未能禁绝。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南宋初年,江南出了一位上承佛门正统、下开佛门异端的著名人物,即吴郡沙门子元(俗姓茅,一般作茅子元),他适应下层群众的信仰需要,创立了净业团体白莲忏堂,在下层民众中收徒结社,徒众半僧半俗,男女可共同修持。

茅子元在淀山湖创立的白莲忏堂,被人称作白莲宗,他自称“白莲导师”,其传教对象主要是下层民众。白莲宗的教义实际上是糅合了净土宗、禅宗适合民众口味的成分,“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弥陀即为众生本性,净土即在众生之心,只要“信愿念佛”,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死后皆可往生净土。这些在家修行、甚至包括“男女同修净业”的内容。遭到了佛门正统的攻击,如《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盘直接指称为“邪教”,他说:“(白莲宗)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莱。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44]。释宗鉴更是认为,白莲宗与摩尼教、白云宗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为魔女所诱,入其众中,以修忏念佛为名,而实通奸秽,有识士夫,宜加禁止”[45]。按他们的立场来看,白莲宗显系邪教、异端。

我们要看到,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并不是为了传习邪教,甚至造反,但白莲宗的教义及组织形式,却为白莲宗向白莲教发展埋下了伏笔:其教义崇尚“弥陀净土信仰”,为生活于苦难中的下层民众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彼岸”图景;其修行方式简单易行,不像一般佛门宗派那样有着繁文缛节的羁绊;其组织形式以“忏堂”为主,所在成聚,“传于流俗”,平日里是烧香念佛的去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被有政治野心的首领作为起事的工具;白莲宗教徒被人称为“白莲莱”“白莲莱人”,与屡遭禁断的明教(吃菜事魔)扯上关系,时时引起朝廷的疑忌,从其创始人茅子元起,便沉浮无定,最终成为明清邪教、异端的根脉,这是连身为“导师”的茅子元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在元代,白莲宗几经沉浮,但由于元朝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仍然发展迅速,白莲忏堂大量出现,信徒众多。据刘埙《水云村泯稿》记载:“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匹敌,盖诚盛矣。”[46]吴澄《会善堂记》亦云,其教“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47]

正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元朝宗教宽容政策的鼓励,白莲宗才出现“南北混一,盛益加矣”的现象,才会演变出以后的白莲教。我们谈白莲教的形成,首先要看到白莲宗的分化演变,即由“宗”演变为“教”。

元代白莲宗势力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组织。而且,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教内各类人群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白莲宗产生了严重分化,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发展趋势。其上层教首随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提高,开始勾通官府,跻身于社会上流。这些教内上层分子仍然以白莲宗正宗流裔自居,恪守茅子元时期的教义,政治上亦采取与元当局合作态度。

另外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经济地位低下,身受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遂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这种转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其所奉教义的转变,他们开始背离弥陀净土信仰,吸收利用弥勒救世信仰,茅子元倡立的白莲宗,是从阿弥陀佛净土宗和天台宗融合并分化出来的,在教义上不同于弥勒净土一派,没有弥勒救世信仰。因此,白莲宗的上层,便对这种引进了弥勒救世信仰的白莲宗(会)大加训斥。认为这是一种“迷失宗旨”“不遵教典”的行为,“实法门中一弊事”,斥之曰:“误人误己,堪可悲哉。”[48]元末,弥勒救世信仰在下层白莲宗(白莲会)中更为流行,而这正是它能够与信奉弥勒救世信仰的弥勒教和“香会”相融合的原因。[49]

弥勒信仰之“渗入”白莲宗,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最终实现的。南北朝时,出现佛教异端弥勒教,其后数百年间,主要在民间流传,并不断有人借以造反。两宋时,弥勒教与摩尼教出现融合趋势。这些教派倡言“释迦佛衰,弥勒佛当持世”,对拥有广大下层民众的白莲宗影响甚大。有学者认为,白莲教形成后,仍保留了弥勒教信仰的理论框架:“(白莲教)尽管保留了若干阿弥陀佛教的特征,如背诵咒语的仪式、愿升极乐净土的希望和对菩萨保佑的祈求等等,但整个教派的宗教神话的理论结构是弥勒教的”。[50]

不仅如此,白莲宗在朝白莲教的演变路上,确实表现出种种败坏宗风的“邪行”,白莲宗正统东林寺僧普度在上朝廷的《上白莲宗书》指出其“十不应”,主要有:“传授邪言,夜聚晓散”“密付生死,误人性命”“妄谈般若,乱说灾祥”“妄撰伪经”等[51]。从普度所说的“十不应”来看,不难想象,很多白莲会在元中叶有很多已经演变得与秘密教门、邪教差不了多少。元末,佛教异端白莲宗几经沉浮,终于演变成在下层社会广为流传的异端组织白莲教。其传教方法是“假借谶讳符箓,焚香诱众”,宣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又编造“天谴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控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等歌谣[52],鼓动人心,引发元末农民大起义。

可见,白莲宗与白莲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白莲教与白莲宗有源同流分的关系,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已经不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居于正统地位的佛教。在元末以前,白莲宗与白云宗、弥勒教还都是独立的教派。但是,由于它们长期以来都是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因而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到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这些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异端教派,便进一步融合。

最后,我们要说明,白莲教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形成,但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宗教或组织,只是成为后世种种教门、邪教的代名词或曰一种历史现象而已。

 

发布时间:2019/3/22 10:27:00,来源:《中国“邪教”的由来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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