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  繁体
打印

 

抓住开展反邪教斗争的机遇推动法制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石韵

 

人本网艺术鉴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已经成为民族前进的一个目标。为此,党和国家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众多法律界同仁辛勤地耕耘与劳作,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如今,“法轮功”邪教泛滥滋事,给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这恰恰是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又一个极佳的历史机遇,应该抓住机遇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反邪教主要应该靠法治

为取得对“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的彻底胜利,各级党组织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各级科协组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大了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的宣传力度,成立了反邪教专门组织。这些工作,对于反邪教斗争无疑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斗争中,法制的作用和地位显得越发突出起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

早在“法轮功”邪教萌动之初,一些敏锐之士就戳穿了它反社会、反人类的本质,与其进行了不息的斗争。但当时的斗争是局部的,由于相关法律很不健全、不明确,也有不少人,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对“法轮功”采取了支持、保护和包庇的态度,使它得到恶性蔓延,造成了严重后果。1999年4月“法轮功”邪教信徒围攻中南海,暴露了它的政治动机,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法轮功”的斗争。在这个阶段,由于相关法规的及时出台,法的威力得以施展,很快抑制了“法轮功”邪教的嚣张气焰,使反对“法轮功”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法律是反邪教的利器,反邪教主要应该靠法制。种种迹象表明,与“法轮功”邪教的斗争还远未结束,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我们进一步拿起法律武器,与其开展深入持久的斗争。

法,是体现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法制,是治国的方法,也是民主制度。它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根据,广大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要求人人遵守,以强制手段来实施。依法打击邪教,其意义不仅能最有效地惩治邪教,保障人权,保证反邪教工作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对于强化人们法制观念,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具有长远而又深刻的意义。可以说,这场反邪教斗争使人们看清了法的威力,奠定了加速法制建设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反邪教的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了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种种缺陷和不足。这种情况说明,完全可以将与“法轮功”邪教的斗争作为加速法制建设进程的一次历史性机遇。

二、反邪教司法中暴露出现行立法的种种缺陷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犯罪好比污染了河水,不公正的判决则好比污染了水源。”科学合理的立法是公正判决的前提。但在依法惩治邪教的过程中,我们立法上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自1999年10以来,关于“法轮功”案件的处理意见有多个部门作出解释,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分别简称《解释》和《解释(二)》),有2000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等等。这些法律文件在依法开展反邪教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反邪教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我国反邪教立法的缺陷和不足,在客观上制约了对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一是概念界定不够科学明确。《解释》中对邪教组织的界定只注重其表现形式而没有揭露其本质特征。如邪教组织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控制成员的客观表现,实际上在组织和利用会道门以及其他封建迷信进行犯罪活动时,也具有上述表现。即便是某些正常的宗教教派也有上述某些外在的特征。关于邪教组织法律概念的缺陷和不足,不利于对邪教组织的正确认定,不利于同其他犯罪的区别,也不利于同正常的宗教和气功相区别,必然给防范和打击邪教带来困难。《解释》第2条第3项规定:“抗拒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又恢复或另行建立邪教组织或者继续进行邪教活动的”,依照刑法第300条第1款规定定罪。自去年以来,一些司法机关所办理的“法轮功”案件,基本上都是适用的“继续进行邪教活动”条款,那么法律意义上的“邪教活动”具体指什么,并没有明确规定。《解释(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制作传播邪教传单、标语、书刊及音像制品的份数有了明确的立案标准,对适用《刑法》第103条、105条、246条、300条等条款做了进一步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邪教组织与非法宗教如何界定,除了“法轮功”邪教组织外哪些非法宗教组织属于邪教,哪些情况属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实施犯罪,准确认定还有不少问题。其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又是一个弹性规定,实践中难以掌握。如“法轮功”分子进京上访,如果“法轮功”分子到天安门一打开横幅即被抓获,能不能作为已“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公、检、法办案人对此各有各的认识,认识上的不同就可能影响案件的诉讼质量。

二是重惩罚轻防范。十部对某种犯罪可给予有力惩罚的法律,也不如一部有力防范某种犯罪发生的法律。对邪教犯罪的惩治,刑法典第300条以及《解释》、《解释二》,共计22条,涉及到刑法中20个罪名。而对公民识别邪教组织,抵制邪教组织活动的教育,对一般邪教成员进行劳动教养或者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法律未能抓紧制定,也没有进行及时的修改补充。

三是罪名笼统。《刑法》中第三百条有关邪教组织犯罪同其他罪名混合编在一条当中,规定很笼统,是总体特点的描述,而未考虑该罪的个性特点,可操作性不强。两次司法解释均没有专条规定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犯罪活动中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屡教不改的积极参加者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更没有规定对于受蒙骗、受协迫参加邪教组织并已退出和不再参加邪教组织活动的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致使在司法中如何分清责任区别对待,尤其是如何准确确定刑事责任者的范围,防止缩小或扩大打击面,因法律规定笼统而成为一大困难。

四是惩治方案不明确。《决定》、《解释》、《解释二》以及北京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首都天安门广场地区治安保卫工作作出的若干具体规定,几乎没有具体的惩治方案,不具备可操作性。《决定》虽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颁布的专门针对邪教问题的法律性文件,对防止和处理邪教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但该文件没有对具体行为的规范,没有设定具体处罚方案,难以操作。《解释》和《解释(二)》并不是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而是司法机关在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案件时,如何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这种“司法解释”没有上升到国家立法的层次,只限于对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的处理,对反邪教斗争的全局性工作,特别是对于抓源头、抓防范有很大的局限性。

五是打击跨国邪教犯罪出现法律空缺。跨国邪教组织犯罪已经出现,且危害较大。如比利时政府打击的“人类与宇宙能量”和“科学教派“均是跨国性质的邪教组织,“法轮功”邪教组织也已经具有了跨国性质。但我国现行立法忽略了这一点,未作任何规定。

六是劳动教养处罚规定不严谨。在对一般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适用的劳动教养处罚上,更是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将劳动教养定位于行政处罚,致使不经人民法院判决,一个行政机关可以对公民剥夺人身自由最长可达4年之久,等等。

同时,在司法过程中还发现,尽管对于邪教犯罪案件要求能捕、能诉、能判,但按照检察系统规定批捕后,还有一个审判机关是否认可的问题。而且,对这类案件的批捕,省院规定必须呈报省院批准,县级检察院受理此案后,从公安报捕到阅卷—研究—检委会意见—市院意见—省院意见—层层反馈到县级院批捕,从程序上已经违反了刑诉法的规定,有些案件已出现了审结超期限的问题。

由上述问题上可以看出我国反邪教立法滞后,缺少一部专门处理邪教问题的较为完善具体的法律。反邪教的司法实践呼唤着这样一部法律的早日出台,从而为加速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三、关于抓住机遇推动法制建设的建议

在大力宣传拿起法律武器与邪教作斗争,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制观念、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鉴于同邪教组织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邪教在世界范围内的滋生、蔓延,建议尽快开展调查研究,针对反邪教立法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吸收、借鉴外国反邪教立法的经验做法,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以宪法为根据,以全国人大《决定》为基础,制定出台一部统一的、专门的反邪教立法。此立法应该体现统一性,将目前散见于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社团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有关反邪教的立法内容归纳进去,形成一个反邪教的法律体系。此立法应该体现专门性,专门用于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既有对邪教组织的行政、民事、经济、刑事处罚的规定,也有动员组织群众防范邪教的滋生和蔓延的规定,还有对邪教组织成员区别对待,挽救教育的具体规定。在具体规定上应该特别重视如下三点:

一是科学界定邪教的概念。邪教概念同设计严密、完整、科学的邪教犯罪紧密相连。邪教概念的界定应该揭示其秘密结社,敛取钱财,用迷信邪说对成员进行精神控制,进行反科学、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本质特征;应该深入剖析我国和国外一些邪教组织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抓住邪教组织的本质特征,使其同正常宗教、气功区分开来,同组织利用会道门和单纯的迷信犯罪区分开来。

二是详细具体地规定对邪教犯罪的惩处。将其同组织和利用会道门、利用迷信犯罪区分开来,单独加以规定。邪教犯罪的罪名和处罚方案的设定要针对邪教的性质、活动方式和特点以及邪教组织成员在其组织和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及危害后果来确定,要结合邪教问题给我们传统刑事立法带来的深层次反思,来考虑如何规定境外和跨国犯罪、利用互联网犯罪等等作出易于操作的规范。

三是要阐明反邪教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在依法严惩少数犯罪分子的同时,团结教育绝大多数受蒙骗的群众,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采取多种行政教育手段转化大多数邪教痴迷者,加强对邪教的特殊性防范。

总之,反邪教斗争强化了人们的法制意识,奠定了健全有关立法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而且暴露了现行法制的诸多缺陷和不足。应该抓住机遇,尽快解决反邪教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将我国法制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尽快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度,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本文提纲被收录于《中国反邪教协会第三次报告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发布时间:2004/7/18 17:25:04

我有话说

book 以案说法
首页    3    2    1    尾页    跳转至Go
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端正信仰 弘扬法治  天津市反邪教协会版权所有  推荐使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以上版本
Copyright © 2011-2020 Tianjin Anti-cult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津ICP备11007108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1020001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