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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教與中國書法

唐再煜

 

人本網藝術鑒賞

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書法有著極爲深厚的中華文化思想基礎,是中華文化思想最凝練的物化形態之一。在五千年曆史長河中,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佛道教的藝術觀和世界觀,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審美創作及書寫者人格塑造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書法史上的佛教“禅味”與“逸氣”

東漢末年開始,爲了翻譯和引進佛教經典,出現了不少以譯經、抄經爲工作的“經生”。經生的代表作品是清光緒年間發現的甘肅敦煌千佛洞石窟中的大量從魏到北宋的佛教經書。這些經書筆筆精致,一絲不苟,體現出經生的虔誠精神。

到了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在龍門開鑿石窟,造像祈福。在這些造像記中,最有名的有《始平公造像記》《孫秋生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魏靈藏造像記》,合稱“龍門四品”。爲防止佛經被毀,當時的佛教徒將重要的經典刻于深山幽谷的摩崖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而藏之于石洞,以便永久保存。

摩崖石經是將經文刻于自然岩石上的書法形式,一般認爲始于北齊。有山東泰山經石峪的大字《金剛經》、泰山東南祖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經》,山東鄒縣的峰山、鐵山等地所刻《大集經》等,其中名氣最大的當推《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每字字徑約50厘米,字體介于隸楷之間,是現存摩崖石刻中規模空前的巨制。通篇文字氣勢磅礴,呈優遊自如、從容不迫之儀態。

石柱石經,即刻在石柱上藏于石洞中的佛經,以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爲代表。碑版石經,是指刻于碑版、鑲嵌于寺院牆壁和貯藏于山間石洞的佛經。碑版石經從唐代開始出現,宋、元、明曆代都有。其中曆史最久、規模最大、保存最好而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房山石經。

隋唐五代,由于統治者的喜好和推崇,佛教書法藝術進入輝煌時期。此時,出現了大量有姓可考的僧人書法家。書家受佛教思想影響,在美學上追求“禅味”與“逸氣”。南朝、隋朝之際的名僧智永,俗姓王,爲王羲之七世孫。他用真、草二體書寫《千字文》達八百本,遍施浙東諸寺。唐高宗鹹亨三年(公元672年),僧人釋懷仁集王羲之行書作《大唐三藏聖教序》,成爲後人學習王羲之書法的一個大寶庫。開晚唐草書先河的釋懷素,代表作《自敘帖》筆力剛健,神采飛動,是一幅表現堅強生命力和迅猛力量的藝術傑作。

至宋時期,佛教各宗派走向融合。此時書風更強調個性與意趣,以黃山谷爲代表書家。黃山谷一生喜書老宿偈語,其中以《諸上座帖》最爲著名,此帖系黃山谷爲其友李任道用狂草書寫的五代文蓋禅師語錄。這些禅語佶屈聱牙,令人神思恍惚,加上變奏的狂草書法,使觀者有欣賞霧裏雲煙之感。黃山谷也喜歡以禅喻書,他認爲“字中有筆,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到了元、明、清三代,僧人書家在對書體的選擇上呈現出多樣化。如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八大山人),他的書法用筆“簡”“圓”,呈現出一種褪盡鉛華的樸素之美。

佛教思想深深地影響著明清的書家。如明代董其昌作《畫禅室隨筆》,其不僅以“禅”取名,而且書中禅悟佛論處處可見,精辟絕妙。他的書法用墨講究,古雅平和,這與他深受佛教影響,終日參悟禅理有關。清代姚孟起《文學憶參》則直接用禅語參悟書理:“一部《金剛經》專爲衆生說法,而又教人離相,學古人書是佛說法也。識得秦、漢、晉、唐書法之妙,會以自己性靈,是處處離相,成佛道因由。”

近代以來,湧現出如李叔同(弘一法師)、趙樸初等一大批優秀書家。李叔同的書法,字裏行間充滿著佛學、佛緣、佛意和佛境,呈現出恬靜淡然的藝術風貌。趙樸初的書法則意境悠遠散淡,怡靜沖和,呈現出雍容不迫、充滿禅意的書法風格。

講究“自然”與“陰陽”的中國書法

作爲中國傳統美學中的核心範疇,道家美學觀中的“自然”憑借其豐富的美學內涵對中國傳統的文學和藝術産生了深遠影響。《周易?系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在哲學概念中,“陰陽”代表一件事物相反的兩個方面,相反而成的兩極對立無不存在于有形的具體事物和無形的抽象現象中。東漢書法家蔡邕在《九勢》中說:“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形”是指字的具體形態,包括點畫、線條;“勢”則是指這些形態之間的關系。就書法而言,陰陽矛盾觀是其哲學指導思想。方圓、濃淡、疾徐、動靜、疏密、大小、長短、向背等均體現了“陰陽”的辯證觀。

玄學在魏晉時期的思想學術領域內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士人無不談玄說道、崇尚自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家就是代表。《世說新語?雅量》記載了王羲之的一件轶事。“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鹹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曰:‘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這個“東床快婿”的故事體現出王羲之放浪形骸的鮮明特征,也從側面印證了當時士人“叛散五經、蔑棄風雅”的精神,這種精神也自然體現于其書法作品中。

唐代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繼魏晉之後的又一座高峰,從唐代書論中,可以看出唐代推崇自然的審美觀。初唐孫過庭的《書譜》指出:“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將人們在創作書法時的心情與自然聯系在一起。唐代張懷灌在論及書法藝術形態本質時說:“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這裏的“法象”,即指效法自然萬象。唐代書法力求自然,其中以盛唐草書爲代表,湧現出一大批如張旭、李白、賀知章等追求浪漫、仙逸、真率、放達的書家群體。張旭堪稱盛唐草書的領軍人物,他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和王羲之等魏晉時期的士人一樣,追求放浪不羁的精神狀態。杜甫《飲中八仙歌》有雲:“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其代表作(傳)古詩四帖行文跌宕起伏,動靜交錯,滿紙如雲煙缭繞,實乃草書巅峰之篇。唐代文人浪漫之最當屬李白,從他的代表作《上陽台帖》就能看出李白在書法上的卓越成就,此帖字數雖少,但氣勢不凡,透出幾分不羁之美。

宋代時,書家把“自然”和“平淡”聯系起來,將平淡美作爲審美理想。此時的書家注重創作自由和表現自我價值,以抒發自己的率意真情爲主,代表書家有蘇轼、米芾等。蘇轼主張突破成法,是爲了推崇新意。他在一段題跋中說:“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其中“書初無意于佳乃佳”一語,意在爲了服從書家主體精神表現的需要,創作時應當把古人、古法等各種外在因素全部抛開,方能使書法作品臻于藝術的最高境界。其代表作有《洞庭春色賦》《寒食詩》《醉翁亭記》等。米芾在書法創作上也力主自然,反對刻意安排。他在題贈好友薛紹彭的詩中說:“要之皆一戲,不當問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其代表作有《多景樓詩》《研山銘》《蜀素帖》等。

明清時期,以道家自然觀爲思想基礎的“童心說”和“性靈說”,對封建綱常名教統治下的思想界和擬古、複古之風彌漫的文藝界産生了巨大的沖擊,並在哲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裏形成了追求個性自由的思潮。這股思潮也影響到書法風格,書壇中充滿著跳蕩的生命志趣和想象力,被人們統稱爲明清浪漫主義書風。晚明書壇呈現出重獨創、重主體情感抒發等衆多個性強烈的書家,湧現出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大批在書法史上有重要影響的書家。他們的書法作品取法不同、風格各異,但無不透出一股革新精神和強烈的個性色彩。

徐渭以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成爲晚明浪漫主義書風的先鋒。他反對擬古,強調“出乎己”,他認爲:“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乎人也”。

傅山,作爲晚明浪漫書風的最後一位大家,一生的別號極多,但多半與他信道、崇道有關。如石道人、朱衣道人、龍池道人、觀化翁等。對道家思想的崇尚,不僅培養了他的叛逆精神,還使他形成了一套崇尚真率自然的審美標准。在書論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四甯四毋”思想,即“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直率毋安排”,強調複歸于樸的自然美。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國書法系;圖片來源:中國書畫網,北宋張即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局部) 紙本 行楷 縱32.3厘米 日本京都智積院藏)

 

發布時間:2021/1/7 9:19:00,來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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