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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华罗庚

陈省身

 

这是陈省身先生去年12月18日在纪念华罗庚九十诞辰国际数学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最后两个自然段是陈省身先生今年3月9日所作的补记。为保持原貌,本刊编辑只对讲话的极少几处作了文字处理,并加了标题。这是该文首次公开发表。———编者

我与华先生有过多年的交情,第一次见面就在清华园,是1931年秋天开学的时候,到现在有七十年了。七十年之间,我们有时在同一个系,我们始终有不断的联系。他比我大不到一岁,是1910年生的。

想起我们最初在一起,1931年他来的时候,那时他只是初中毕业的学生,他的数学论文引起大家的注意。清华是很例外的,不但找他到清华来,并且给他一个职位,这在当时大学里是很少有的一件事。因为他的学历的关系,刚来时名义是助理员。那时数学系叫算学系,后来改为数学系。一年以前,我是算学系的助教。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间房间,一共4间房间,是算学系的办公室。有一边是熊庆来先生,他是主任,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个桌子,是他的助教。外头一间有两个桌子,是周鸿经先生和唐培经先生的办公桌。罗庚到清华的时候就呆在我的办公桌,因为1931年我改为研究生,是学生了,他就做助理员,用这个桌子,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先后的关系。

罗庚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数学训练。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生,甚至于教员,可以在同一个阶段讨论数学的问题。他虽然名义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我想提出来的是,清华在那个时期,算学系是很小的一个系,但是对于中国算学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数学史上有意义的一章。除了华先生之外,我们当时同学之中有庄圻泰、施祥林(庄圻泰后来是北大教授,施祥林是南京大学教授),还有同学曾担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在那时这么小的规模之中,也产生了相当一群人,对于中国的数学有些影响。清华后来很发展,所以请了外国教授。那时请外国教授不是什么来开个会,吃吃饭,拿几个transparency(透明胶片)展览一下。那时是在清华园住一年。法国数学家Hadamard是国际上很有名的数学家,美国的Wiener,都是在清华园里头住下来,讲课。现在做到这种样子的安排不见得很容易了。所以清华园规模很小,能够对中国的数学发展产生一些作用。

 

1934年我离开了清华,研究生毕业了,我到德国去念书。罗庚是1936年出国的,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跟随英国的大数学家Hardy。他出国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从北京到柏林。我就在汉堡,也在德国,所以我们1936年夏天在柏林相会。刚巧那一年世界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在台上。也很有意思,100米、200米跑得最快的是黑人,对希特勒是个打击。很遗憾,中国的运动员在1936年柏林世界运动会的成绩不大好,最有名的是游泳的杨秀琼,她游泳有相当的成绩,不过我记得她没有得什么锦标。中国地位最高的是符保卢的撑杆跳,不过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奖牌。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现在长进了不知多少,现在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运动会有很光荣的成绩。想起来,数学也有这个潜力的,不过数学需要的时间长一点。罗庚和我在柏林见面,也看看运动会,一起谈了很多。

1936年世界运动会之后,我到了英国剑桥,自然跟罗庚在一起。他那时的工作是关于解析数论,解析数论最要紧的法子是circlemethod,就是圆周的法子。很奇怪,数论是讨论整数的性质,但是要研究整数的深刻的性质,需要复变数。复变数跟素数的关系是很神妙的问题,罗庚做了很多工作,有他自己的贡献。他用圆法做Waring问题,做Tarry问题。关于圆法,很要紧的一个人是印度的天才数学家Ramanujan,第一篇文章是Hardy跟Ramanujan的文章。后来很大的一个进展是苏联的数学家Vinogradov。罗庚对于Vinogradov的方法有很多的整理,有很多的进展。他自己的一个贡献是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估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想罗庚在剑桥的一段,1936年到1938年,是他在数学上有最深刻贡献的时候。关于解析数论,他的贡献非常多。

 

1938年他回国,那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是清华的教授,因此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喜欢讲设备不够,或者支持不够。其实,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甚至于本来有的书都装在箱子里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再搬,所以图书馆的先生们都不愿意打开箱子。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大家的情绪很好,精神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例如说,我们跟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有一个seminar(讨论班),我想那是1940年的样子。那时候西南联合大学的数学系出了几个很好的学生,如王宪钟、钟开莱、严志达、王浩、吴光磊。所以,假使有人,有这个精神,即使环境差一点,也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

1938到1943年,跟罗庚在一起大概有五年的光景。刚到昆明的时候,去了一群人,没有地方住啊。因为原来学校不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借了中学的房子,那个中学很慷慨,拨出一些房子让西南联大的人暂时住。所以教授像华罗庚、我,还有王信忠先生(他是日本史的专家),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每人一个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个椅子,房子摆得相当挤了,不过生活很有意思。三个人一清早没有起床就开玩笑,互相开玩笑。虽然物质上艰苦,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现在大家希望物质不断进步,我想苦中也有乐。

1943年夏天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罗庚在昆明,我们时常通讯。抗战胜利了,国家复元,我知道他有许多社会活动。我们相会是1946年在上海。那时我刚从美返国,他则将去美。他负有使命,但我们仍谈了不少数学,我们的数学兴趣逐渐接近。我1950年去美,在芝加哥大学,他在Illinois大学,相距甚近。他曾来芝大讲Brauer-Cartan-Hua定理的初等证明,很漂亮。他1950年夏天返国,须过芝加哥去旧金山登轮,大家都佩服他的爱国热忱。此次相别,便天各一方,通讯也稀。幸媒体有时有他的报道,得知他的一些行动。

直到1972年,我得到中国科学院邀请,我们才在北京会面,相隔二十二年。同顾前事,如在梦中。1980年他率团访美,过柏克莱时在我家住了两夜,相谈如旧日,甚畅。1983年他访问加州理工大学,我从柏克莱去访他,相距400余公里,自己驾车。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光明日报2001-03-26)

 

发布时间:2006/3/3 23: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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