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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邪教“易感人群”及邪教順從策略分析——疫情期間反邪工作對策

 

一、邪教“易感人群”分析

人的需求,是各種類型宗教信仰(包括邪教)存在的內因。美國學者津巴多博士提出:“膜拜組織依靠什麽吸引、招募或誘惑那麽多的人自願加入,歸根到底還是由于不同的個體需求和精神訴求而最終被精神控制。當某個利益團體的允諾滿足我們的迫切需求時,我們才會加入他。”根據馬斯諾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可以分爲五個層次,從下到上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和歸屬需要、受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邪教團體正是抓住人未能滿足的需求和無法達成的期望,通過受過專門培訓的組織成員向其家人、朋友、同事、鄰居、老師、同學等進行信徒招募。

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的最低層次的需要,也是每個人都要需要滿足的最基本的需要,因此幾乎所有的邪教都利用人們對 于死亡的恐懼,編造“世界末日”的謊言,通過反複呈現洪水、地震、海嘯、瘟疫、饑荒等災難場景來喚起人們的恐懼感和依賴感,宣揚“末日審判”,唯有信仰其教義方能得救。每一次人類的災難都被邪教看成宣教的機會,如非典疫情期間,各種邪教組織紛紛借機而動,大肆以“末日危機”的言論制造恐慌氛圍。現在正值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的抗疫攻堅階段,我們應警惕邪教組織利用疫情大做文章,借機“拉人頭”、造謠生事。

反邪教宣傳工作者發現,普通人和邪教“信徒”仿佛生活在兩個平行宇宙中,普通人無法理解邪教受害者的“癡迷”,邪教徒深信不疑的教義在普通人看來簡直荒誕可笑,所以一般人會認爲誤入邪教者是因爲“傻”,是受認知水平和智力因素影響。然而,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陳少波主編的《36名邪教親曆者實錄》一書顯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邪教欺騙和俘獲,成爲邪教的犧牲品。邪教受害者中既有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也有目不識丁的貧苦農民;既有身處象牙塔的大學生,也有蒙昧初啓的中、小學生;既有事業有成的企業老板和社會精英,也有家境貧寒、生活困頓的打工仔。只要有未被滿足的需求和欲望,就有可能被邪教拉攏和誘惑。

邪教“易感人員”通常具有以下性格特征或個人精神狀態:或具有高度生活壓力和極度不滿情緒、或對當下所處文化環境缺乏認同、或缺乏穩固的價值觀、或出生于異常家庭環境以及具有依賴型人格特質。

以下群體是邪教組織滲入的主要對象:

1.病患群體。自己或家人生病,久治未愈,尤其是患有無法治愈的慢性病或者絕症的情況下,容易受到邪教信徒信教就能消除疾病、長命百歲的承諾的誘惑。這些飽受疾病折磨、生活挫折、精神壓力和經濟壓力的弱勢者,爲了滿足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 “病急亂投醫”,將邪教當成現實問題的解決之道和困頓心靈的寄 托。

2.空巢群體。很多老人由于子女在外地求學、工作,自己在家鄉生活,與子女在空間上的距離和觀念上的代際差異,使得缺乏溝通、交流、陪伴,精神慰藉缺失,“愛與歸屬”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這時傳教人員的噓寒問暖、假意關懷很容易使他們被誘惑。

3.其它弱勢群體。獨居老人、殘疾五保、失獨家庭、貧困家庭、不睦家庭等弱勢群體。這類弱勢人群離群索居、親情缺失、生活困頓,被主流社會邊緣化,他們渴望得到周圍人群的接納和社會的認同。邪教組織有意拉攏和發展其入教,使其有被“社會”吸納和認同的錯覺。

4.生活工作中出現變故或不幸的人。如遭受災害或意外,人身或財産受到嚴重侵害、精神受到強烈刺激,情緒低落的人;因失業、社會歧視、財産分割、拆遷等事件認爲世事不公的人;夫妻生活不和,出現感情危機的人。邪教組織根據發展對象特定的心理預 期,創造相應情境,以友誼和家庭式的溫暖和關愛,給予不幸的人關于解決現實問題和未來幸福的空頭承諾,使其安全、尊重、愛與歸屬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得到滿足。

5.信教人群。對神秘未知的彼岸世界抱有濃厚興趣,對宗教有天然膜拜情感,他們將宗教信仰作爲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邪教打著合法宗教的旗號對信教人員進行滲透,如“全能神”邪教組織,經常到基督教“福音堂”拉攏信徒,使基督教信徒糊裏糊塗就成爲了邪教信徒。易感人群因爲有需求和欲望需要被滿足,邪教此時給予發展對象虛幻的安全感,許諾的救贖、健康、成功,以期滿足個體的大多數需求,並“補償”現實生活中的不幸和失敗。他們之所以誤入邪 教,是在尋找一條在他們看來有可能實現“圓滿”的途徑,是他們當下生活的救命稻草,他們幻想借此補全殘缺的世界,重回“安全”和“健康”,使孤獨的內心融入集體,使受挫的人生重獲成功。殊不知他們由此墮入深淵,不可自拔。

二、邪教的順從策略分析

邪教的拉人策略之所以奏效,首先是因爲它抓住了特定人群的心理需要,二是充分利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采取一系列順從策略,使易感人群被牽著鼻子走,一步步陷入被精神控制的深淵。廣東省反邪教協會的專家陳文漢在《邪教問題的“非我”神話及其心理成因》文中提醒大家關注那些令人身不由己的情境因素,邪教在發展控制信徒的過程中,正是大量利用情境因素,“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深陷泥潭無法自拔。人們往往不是一開始就相信,而是不知道怎麽就深信不疑了。”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分析各種順從策略,指出其內核基本可以概括爲六個原則,分別是:互惠、承諾和一致、社會認同、喜好、權威、稀缺。這些原則之所以無往不勝,是因爲他們能觸發人們的自動行爲模式。在邪教組織發展信徒的過程中,充分利用了這些影響力武器。

1.互惠:邪教組織善于利用根植于人心深處的“得人好處,必當回報”的互惠思想使人順從。很多人誤入邪教就是出于對主動上門的“他者”給予的精神關懷和物質幫助的殷切回應。“全能神”的《摸底鋪路細則》要求“傳福音”的時候,“到人家裏勤快一些,不懶惰,給掃掃地,幫做做飯等等,目的在于獲得他們的信任和好感”。在傳教初期投其所好,或者施以恩惠來獲得別人的信任感,這是邪教人員發展信徒的基礎手段。“全能神”善于使用“周濟法”,打著幫工的名義幫發展對象幹活,向他們分配一些糧、物,誘使他們過集體生活,從而開始對其進行精神控制。

2.喜好:《影響力》這樣解釋“喜好”原則:“大多數人總是更容易答應自己認識和喜歡的人所提出的要求”。“全能神”系統內部有一整套的秘密活動規定,接納成員入教要按《摸底鋪路問題細則》來辦。利用親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傳播是“全能神”的主要傳播方式。有的通過親戚傳教,有的通過同村或者熟人關系傳教,有的利用在醫院做保姆的機會向“老病號”傳教,有的在村裏挨家挨戶發傳單傳教。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傳播具有天然優勢,由于關系親近或地域相近,容易讓人産生信任感,是邪教傳播的最基本、最便捷的渠道。

3.權威:《影響力》作者這樣闡述“權威”這個影響力武器發生作用的機制:“服從權威通常是對的,被人類普遍接受的多層次權威體制能賦予社會巨大的優勢,可避免社會出現無政府狀態。來自公認權威的信息能爲我們判斷如何行動提供寶貴的捷徑。”這種服從“權威”的自動行爲模式,被邪教充分利用。“教主”及其核心追隨者是邪教發育過程中最核心的要素,而“教主”和其核心追隨者就是以“權威”的面目出現的。邪教通常有一個自稱開悟了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他作爲精神領袖是至高無上的,是信徒進行膜拜的唯一對象。他們爲了塑造自己的“權威”形象,吹噓神化自我,如邪教組織“華藏宗門”是廣東省惠來縣農民吳澤衡創立的,他自稱佛教第88世、禅宗第61世衣缽傳人,少林寺第32代傳 人,是“大日如來佛”的化身,自封法號“覺皇”,是淩駕于其他宗教之上的“皇中皇”;“全能神”借用基督教中“神”的概念,稱“神造天造地造萬物,只要敬拜神便會得到神的祝福”,同時把“神”與漢族神話傳說中天上的主神“老天爺”相混淆,在老年人中極具煽動性。而邪教“教主”的核心追隨者,出于利益驅動與教主合作,幫助“教主”妄言蠱惑、發展信衆,以達到騙財騙色的目的。他們一般是各種圈子裏的“意見領袖”,他們充分利用自己在圈子裏的 “權威”形象發揮影響力。

4.承諾和一致:《影響力》中這樣解釋“承諾和一致”原則:“人人都有一種言行一致的願望,一旦我們做出了一個選擇或者采取了某種立場,我們立刻就會感到來自內心和外部的壓力,迫使我們按照承諾的去做。”邪教非常善于利用這一原則觸發人的自動行爲模式,使人不知不覺間被誘導。在《影響力》當中講述了C國依靠 “承諾和一致”原則使A國戰俘合作的案例,他們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采取“以小積大”的心理攻勢。剛開始他們只需要A國戰俘作出一些態度溫和、看似公允的陳述,如“A國並不完美”,任何國家都不完美,戰俘認可了。緊接著,審訊員要求戰俘談一談“A國哪些地方不完美”,然後要求他在列出來的“A國的問題”清單上簽名,讓戰俘們一起討論這張清單;再接下來,讓戰俘用文章擴充清單,並通過電台向A國播報這個戰俘的名字和文章……就這樣,不知不覺間,這些戰俘就從客觀陳述者變成了C國的合作者。邪教組織對于這一套順從策略輕車熟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和賴普在其著作《態度轉變和社會影響心理學》中描述了“統一教”招募信徒的過程,那是各種順從策略綜合運用的典範,其中也用到了“承諾和一致”原則,有經驗的招募者在營造的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引導大家談論當今世界存在的種種問題,然後問他們生活 中的煩惱和無目的感是否因爲自己生活在了一個基本方向錯誤的、被異化了的社會。每一個看似無害的問題都是招募者精心設計的,每一個回答都在招募者的掌控之中。就這樣,你的回答成爲了一種“承諾”,迫使你做出與之一致的行爲,你便這樣落入了圈套之中。法L功還通過“承諾和一致”這個影響力武器對已轉化的人員實施反轉化,聲稱只要在“明慧網”上發表嚴正聲明,就仍是“大法弟子”。

5.社會認同:《影響力》中對“社會認同”原理是這樣解釋的:“在判斷何爲正確時,我們會根據別人的意見行事。”邪教在發展信徒的時候往往把人拉到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或制造封閉的“集體”環境,隔離其與外界聯系,只能在這個封閉環境中尋找社會認同。招募者通過其他信徒、裝成訪客的“托”,引導成員融入團體之中,在“社會認同”原則的強大影響力之下,人們往往會按照周圍的人的行爲和意見行事,這也是邪教組織都具有排外性的原因。邪教組織注重聚會和集體儀式,要求信徒經常性過集體生活,強調以新團體爲家,強制其成員與家庭、朋友和社會脫離關系,唆使信徒抛棄家庭、放棄事業、脫離朋友外出傳教,甚至還煽動信徒賣掉家産集體居住。

6.稀缺:稀缺原理是指“我們往往根據獲得一樣東西的難易程度,來迅速、准確地判斷它的價值。”根據稀缺原理,邪教組織在發展信徒時善于利用有限的“救贖”名額、可能失去的入教機會、受到禁止的信息等,對人們産生強大的吸引力。

三、疫情期間反邪對策

疫情期間,邪教組織會利用疫情制造“末日恐慌”,散布“救贖”神話,加大發展會員的力度;但由于疫情邪教組織不能進行聚衆活動,而且還可能因爲核心人員染病使信徒産生信仰幻滅。這爲我們的反邪工作提供了契機。

1.根據邪教“易感人群”分析,在開展反邪教工作時應區分 “宗教情感需求”與“情感饑渴需求”的不同,有針對性的進行引導。對有“宗教情感需求”的人引導其信仰合法的宗教、依法傳教;對于因“情感饑渴需求”而誤入邪教的人,需要把教育轉化與解決實際困難結合起來,加強對受害者的人文關懷,關注其心理困惑、實際需求,幫助他們回歸正常生活和現實世界,使其獲得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感,從而遠離邪教。國際膜拜研究協會前任主席赫伯特·L·羅斯代爾指出:“對待那些加入膜拜組織的成員,應該像對待患有心理疾病和感情受到傷害的病人那樣給予關懷和悉心照料,而絕不是讓他們自受其咎。”幫教人員應找出成員墮入邪教的心理依據,幫助成員建立新的心理活動方式,以適應社會生活。導致順從的因素消失可能會成爲成員脫教的契機。對教主崇拜的幻滅(權威影響力消失)、團體內部分歧(社會認同影響力消失)都可能是使成員脫教的因素。對于迷途思返的人員,幫教人員應注重爲其解決“走出邪教之後,我是誰?我幹什麽?”的心理困惑。

2.充分發揮影響力武器的正面作用。疫情期間,邪教團體無法進行集會和群體活動,使成員回歸到了正常的生活情境,這爲進行轉歸脫教工作提供了契機。反邪教工作者應充分利用社會認同原理的正面作用,重視修複家庭關系,爲其家庭提供專業性幫助,通過家庭互動來影響成員的思想和行爲,幫助成員回歸社會。根據社會認同原理,人們更容易受到與自己相似的人的影響。局外人很難與邪教受害者溝通。反邪教工作者應充分利用前成員的現身說法去教育和影響尚在迷途中徘徊不定的成員。通過個體會談法、團體輔導、心理劇、故事引導,微電影、紀錄片等形式,以轉歸人員的認知經驗幫助邪教成員脫教、轉化;在進行反邪教宣傳的時候,除了常規的宣傳活動,還可以利用承諾和一致的正面作用,開展“對邪教說不”簽名活動(線上線下皆可),這將使簽名人員對邪教具有更強的抵制力。

 

發布時間:2022/1/26 11:21:00,來源:中国反邪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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